富德生命人寿是中国领先的保险公司之一，成立于2018年。随着互联网和科技的不断发展，富德生命人寿在2018年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本文将为您介绍富德生命人寿在2018年的一些重要举措和发展情况。
富德生命人寿2018年致力于创新业务模式，积极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保险服务。公司通过加强线上线下业务的整合，推出了一系列便捷的保险产品和服务。在互联网时代，富德生命人寿将利用科技手段打破传统保险服务的限制，为客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灵活的保险产品。
富德生命人寿注重提升客户体验，加强移动端的服务功能。通过手机APP，客户可以方便地了解保险产品信息、在线购买保险、查询保单等。同时，富德生命人寿还推出了在线理赔服务，为客户提供更快捷、便利的理赔体验。
富德生命人寿与各地政府和企业展开合作，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在2018年，富德生命人寿加大了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推出了一系列专属保险产品，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富德生命人寿通过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帮助企业降低风险，提高经营效率。
此外，富德生命人寿还积极参与扶贫工作，为贫困地区提供保险保障。通过提供保险服务，富德生命人寿为贫困人口提供了一种风险保障的方式，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实现自我发展。
作为企业公民，富德生命人寿积极履行社会责任，践行公益精神。在2018年，富德生命人寿投入资金和人力资源，积极参与各种公益活动。公司员工还积极参与志愿者服务，为社会公益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富德生命人寿还注重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公司倡导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等环保行为，同时积极推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通过这些举措，富德生命人寿为建设美丽中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富德生命人寿在2018年持续加大对国际市场的开拓力度，努力打造国际化的保险品牌。公司通过参与国际保险合作和交流，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富德生命人寿的产品逐渐进入国际市场，为海外客户提供专业的保险服务。
富德生命人寿对于国际市场的开拓也有助于提高其在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和竞争力。通过与国际保险公司的合作，富德生命人寿可以借鉴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提升自身的服务水平。
2018年对于富德生命人寿来说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份。公司在创新业务模式、深化区域合作、履行社会责任、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未来，富德生命人寿将继续秉承"以客户为中心，以创新为动力"的理念，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保险服务。
作为中国保险行业的领军企业之一，富德生命人寿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推动行业的发展和进步。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富德生命人寿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为客户和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你好！
这个不好说，主要还是要看需求。
二十几年的 应该是林下参 或者是趴货吧
不建议你一年 全卖
而是分批卖
虽然分批卖会有风险 日后面临掉价的问题
但是 在以后的十年里 老龄化严重
人们渴望健康的心理需要和身体的生理需要
必将消费保健品 儿人参作为百草之王
在中国的影响力 将是与日俱增
不分批卖 也有问题
比如说 日后产量增加 影响价格
看护人工成本 以及人参犯病
自然灾害 等
希望可以帮到你
有意细聊 就加我
这篇文章不会太长，但会有些真实，这可能和各位之前看到的类似的东西都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各位看到的一般都是“拆分版”，也就是军事的讲军事，政治的讲政治，经济的讲经济。
稍微多讲一点点的是“政治经济学”，但是从来没有人提醒你“政治经济学的搭配读物是军事政治学”，我甚至觉得可能有人还不知道有“军事政治学”这个东西——所以我刚才那句话是说反了的，其实应该是“军事政治学的搭配读物是政治经济学”。
当然，大家如果去找军事政治学的话，估计教科书级别的应该是军事政治学导论，那个可以当入门读物——对于绝大多数非全面战争时期，这个东西也就差不多够了。
我们都知道，由于我们处于一个“变化交替”的世界中，重要的就是变化和交替的过程，变化产生一切，交替控制一切。
正因如此，所以世界的最核心学科也就分为了四个。
分别是
1：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学。
2：军事学。
3：政治学。
4：政治经济学。
在这里，我就不讲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学，因为这个东西太复杂，它有很多技术细节，它虽然重要但没有太多历史积淀，很多东西都是全新的，无法用常规话语描述的，而我数学又很菜，所以无法进行数学表达——如果感兴趣，可以看一下基辛格写的《核武器与对外政策》，虽然是1957年的书，不过它的基本原则和现在并未有本质区别，这也是1970年以后出生的人，对于“世界的判断”的基石，当然也包括对全球贸易，全球产业链等的“习以为常”的来源。
所以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战略学是所有学科中最重要的。
当然，本文里我只谈简单的传统的内容，只有军事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
我在这里不会对其中的“技术细节”“技术理论”进行太多描述，因为如果是教科书上，它们写的其实也不是原理，而是一个个“某一局部的常规判断”，也就是一种工作手册和案例集。
我在这里就是稍微讲点原理，然后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来说明军事和政治和政治经济学的一条龙关系——是的，是一条龙，因为它们是“人类组织机器”的最基本基石，所以大到国家战略，小到你为什么喜欢一个女孩，它们都全部相关。
这一条龙，塑造了你的所有习惯，知识，价值观，喜好。
首先，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世界核心学科”的其中一个。
看，军事政治学，是军事和政治关系的学科；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学科。
那么为什么军事政治学不是基础学科，而政治经济学却是基础学科，但是经济学却不是。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交涉的学问”和“参谋的学问”是不一样的——交涉的学问是实时变化的，并不稳定；而“参谋的方式”却常常是稳定的。
军事政治学是根据政治和军队的关系，时常发生一些变化的，所以军事政治学并不属于基础学科，而是属于实用性的技术，是经常要操作的。
而“政治经济学”在实际使用中，是对接“经济假说和政治”，所以政治经济学在使用中是一种“对假说进行筛选的参谋”，所以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是一种单独的基础学科。
这就好像军队里的参谋，他们会有各种奇奇怪怪的方案，进行各种各样的图上作业和计算，它们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绝大多数并不可能在当前使用，所以参谋“提出的各种方案本身”并不能成为基础学科。
基础学科必然包含这一特性：“它能在变化中做出稳定且有效的选择”。
这里最重要的，是“选择”。
既然都是最基础的东西，但融合不到一起，那就说明它们不光是在“技术上不通用而且难以融合”，而且是“利益哲学上无法融合”。
军事的最基本思想是：我不要命才能对付不要命，最后不死。
政治学的最基本思想是：我要在当下通过避免灭亡和死亡来保住命。
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思想是：我要选择一条当下不会死，而且做出有可能利于下一步还能不死方案。
题外话，经济学就是：我要活。
这里各位应该也看出来，为什么经济学不是世界的基础学科了，因为前三者都是基于必然会实现的而且很可能马上会发生的“灭亡”这件事上，而经济学是基于假设能活。
基础学科当然要尽可能不是假设，所以假设是“参考性”的，基于假设的决策，是一种“应该，应然”而非“确定，实然”。
这三种基础学科，由于它们的特性，所以自然延伸出了三种基本交互思路。
军事讲究：实控——拿到了就是我的，任何掏出都必须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和军队打交道必须“实时”且“有不可辩驳的力量和原因”，所有“许诺”都不过是一次信用甚至金融交易，军队是不会接受的，他们没有必要接受。
政治讲究：实时——必须时刻掌握军事组织和政治经济组织的变动，尤其是军队，因为军队讲究的是“实控”，没有“政治融资”的时间和机会，一分一秒都不能断。所以政治的任务，就是把间断性的经济信用和资源获取，转化为连续性的对军队的控制力。
政治经济讲究：接受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很可能是“带有攻击性的”，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直接面对不同的利益实体的，所以要讲究一个“不管对方知道不知道，只要对方现在做的对我有利，我则支持；如果不利，则找到办法低成本消除”。也就是政治经济学在实际中往往是决定了“谁从哪个角度知道什么”的学问，预期同一件事在不同利益实体里的反应，并且上交给实时政治的事务。
好了，基本内容讲完了，其实很简单，现在进行一些简单的案例说明（确实原则就没几句话）。
我们可以先从军事开始，因为这个比较简单。
首先，根据刚才的原则，我们不难理解军事及军事组织的首要任务和敌人是谁。
军事组织最大的敌人，当然就是本国政治和本国政府，军事在是利用其它国家对本国政府的国家利益的暴力活动时，潜在利益最大。
好，那么我们就从一个非常经典的，看似矛盾的内容进行实例讲解。
“经济发展是军事发展的基石”。
“市场经济和军事有一定矛盾”。
第一句话的经济，更多是指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这个想必大家能够理解。
市场经济，则更多是教科书里面的经济。
所以两者不矛盾。
政治经济之后再说，我们先看第二句话。
实际例子就用大家现在熟悉的俄乌即可。
当然，我知道各位的俄乌信息肯定是被大幅度污染的，而且大部分人并没有足够的军事常识，不能从基础技术上辨别信息的大致真假，不过这也不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从基本利益角度出发，我们不难看出“双方处于停滞状态”。
同时，我们也可以确定乌克兰从基础到高级弹药一直短缺，而且基础弹药更短缺，因为参与各方都这么说。
所以，为何欧美国家的装备生产效率这么低下呢？难道不能增产吗？
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欧美的弹药太贵。
贵的原因是“供需不平衡，物以稀为贵”。
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军事产品也能用“供需”了？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欧美的各项资源的市场化程度非常高，尽管并不是非常自由，但确实是“市场化”的。
很显然，市场化程度越高，各项服务非常周全（包括军事但不限于），这也使得军队及其军官可以享受到的服务和消费品，在市场上均可以获取。
那么，既然在市场上均可以获取，那么，有钱就行。
在有钱就行的环境下，军队的利益个体，军队中的人，也可以用钱获取价值。
在一个国家里，最能给军队赚钱的机构是什么？
是政府。
在一个国家里，最能维持金钱在社会中的权力的机构是什么？
还是政府。
所以军队赚钱最方便的途径是什么？
是瞄准政府。
军队赚钱以后，最要求政府做的是什么？
是维持金钱的权力范围——金钱的数量在瞄准政府后可以增加，所以通胀导致钱不值钱就不重要了，但是不能让钱的权力范围变化，不能原来买得到的东西后来买不到。
好，这样一来，军队就有了“物依稀为贵”的能力，因为所有军人都有钱，各级军官也都有钱，而且他们用钱可以买到一切，并且军工生产系统也可以。
那么这样的话，不如逼政府“好好说明军费花在了哪儿，证明军费等于战斗力”。
所以，一辆坦克2千万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着一辆坦克可以打俄国人的20辆坦克，同时俄军同样的价格只能造10辆坦克，所以我们对俄国具有性价比优势。
那么，为什么一辆坦克能打得过20辆坦克呢？因为我们的坦克是2千万刀，俄国的坦克是2百万刀，我们应该都接受市场经济的原则，对吧。
所以，现在轮到政府您对民众解释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了，你们解释的不好，你们就会下台。
请你快一点解释，因为我们的坦克可能又会变少，而我们的产量已经从100辆提高到10辆，所以下一次是两亿刀一辆坦克，我们一辆坦克可以打得过俄国200辆坦克，想必各位对民众的解释会更困难吧？
如果你们对民众解释困难的话，那我们可以替你们解释，只不过那样你们可能就要失业了吧，我不希望这样。
好了，各位现在应该能够理解为什么欧美联合支援打不过俄国了。
因为经济体量的优势会迅速被“市场化军队”瓦解，因为这是军队最好的要挟当局的机会。
任何需要暴力的时候，如果暴力具有从“市场”中获取几乎所有产品和享乐时，他们唯一理智的选择就是利用市场机制，和军火商一起拔高军火价格，降低军火产量。
这并非“养寇自重”——如果你刚才想“这不就是养寇自重么”，那么你最好重新看一遍。
因为，养寇自重是一种局部的战术行为，利用的是军队和政府的信息差异，而这里的是“战略改变”行为。
养寇自重里，如果军官失去了他的军队，他将会失去权力，因为自己国家内其他的军官会占据优势，而养寇自重是一种类似于骗补贴的行为，这可以增强自身军队对于本国内其它军队的实力。
所以，养寇自重军队如果真的被敌国军队打败，军官就会失去权力，本国内其它军队可能会承接这一业务，永久实控他的利益范围。
但是，欧美这样的军队行为是“战略行为”，因为市场化到一定程度，即便是国防部长的特殊需求和享受也能从市场中获取时，则并没有“本国内其它军队”，而国防部长之所以能当选，也是因为能为军队争取利益。
欧美国家军队本身，并不在乎自身会被俄国击败。
诚然，也许被击败的后果是，这些军队在俄国的掌控之下不如在现有国家体系内的得到的利益多，但如果不和军火商一起胁迫自身政府，自身手下现在就无法得到利益，而军人从不等待——等待的人如果少获取了利益，那就比别人落后，而军事权力上的落后具有“瞬间”的特性，一旦落后就会被人钳制。
所以，任何层级的任何军官，唯一理性的选择就是要求军队上层胁迫政府，而任何“为了国家”的军官则都属于利他策略，会被自私策略击败。
这就是一个囚徒困境，因此无论如何，欧美军队都会迅速提高“军事成本”。
当然，在实际增长军费有压力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会选择“开源节流”——也就是在政府尽可能最高速度拔高实际“军费中给军队和军火商总利润”的情况下，减少军队可削减的支出，比如说减少训练。
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明明欧美资助乌克兰的“总资金”数量好像只有几千亿，但是欧美政客却坐不住想要“赶紧收场”的原因——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能从服务于军队和军火商的关系中获取好处，但随着战事迁延日久，军队高层笼络军心的每一次筹码都要比以前更大，而且所有的“援助”都是要在日后进行“补偿”，比如说送出去多少旧装备，就要用多少新装备来弥补，否则就会造成各部队之间的权力差异。
很显然，送出去的装备虽然只有几千亿级别，但是这个几千亿全部是用“曾经是现役装备的时候的价格计算的”，也就是少则二十年前，多则四十年前价格计算（且算过折旧），而后续需要的“装备补货”却是用现在的价格，并且不是俄乌军事冲突之前的700w美元一辆的价格，而是2000w美元，并且这还只是当前的保底价格。
即便俄乌战争结束，他们的军队和军火商与他们的政府之间的战斗却没有结束，而赢的一定是军队。
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关系，就好像和军队做生意一样——军队可以翻脸不认人，但政府却不能对军队不讲信用。
军队也许可以对敌人唯唯诺诺，但是它却一定比自己的政府更加不要命，同时也是最强大的暴力力量。
所以，这下大家应该明白为什么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的俄乌战争的国会汇报材料会这么奇怪，也就是前面的论证证据和结论完全不符的情况。
比如说“由于乌军火炮由于数量为俄军的三分之一，炮弹为六分之一，所以可以得出乌军的火炮和弹药要多于俄军”
“乌军一天发射炮弹约4000发，而俄军约为3万发，因此俄军的火力优势明显，所以乌军发射炮弹的数量要多于俄军，能以火力优势压倒俄军。”
很简单，因为“军队的诉求必须正确”，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情况过于明显，则政治家必须一同营造“政治正确”，因为任何其它解释都是无力的。
在这种明确的利益共识下，根据现有权力运作方式，那么各种智库就必须在尽可能满足原则的前提下有限背锅——所有政治人员，请看最后结论，我论证过程必须立足于真实数据，但我们的结论是可以自由的。
因此，欧洲政客只要“翻开最后一页看结论”就能避免自己以后可能的“错误判断的责任”，而智库也没有任何问题，军队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
这是一个一举三得的美事，所以智库自然也抢着干。
所谓的政治正确，有些人理解成“利用情绪拉拢民众”，甚至理解成“民粹主义”，但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用我们熟悉的话来说，这更接近于“官官相护”，而不是“哗众取宠”。
政治正确构建荒诞且脱离现实的绵密网络，怎么可能是利用情绪拉拢民众呢，只是为了这个目的，根本就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但如果是“按流程装傻，击鼓传黑锅”，那避免灭亡的政治人，自然是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的。
当然这个击鼓传黑锅的说法并不贴切，因为在我们的习惯里，击鼓传黑锅最终是想要人背黑锅，但我们的习惯不是世界唯一的运转方式，并不是所有模式都需要有人背黑锅的。
军队甩给政府，政府甩出政治正确，政治正确甩回军队……结论：黑锅的第一责任人是军费不足导致的，并不是由谁造成的。
只有天灾，哪有什么人祸——所有涉军问题，都是天灾，没有人祸。
2000w一辆坦克，是因为努力救灾，何错之有？吾等用2000w造出一辆可匹敌敌人20辆总价值4000w的坦克，而之前同型坦克在1000w造价时，只能打败敌人5辆坦克，那时我们仅仅能和对方势均力敌而已。
这意味着，我们在没有投入新的研制成本的情况下，我们的坦克比敌人多了一倍，战斗力增强了一倍，是节约模范，大功一件。
当然，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美国新国防部长上台后，国会对军队预算的审查权和新项目新装备的检验权被取缔的原因。
因为奥斯丁几乎一直是军事企业工作，并且在国会山事件时保护华盛顿的实际指挥官。
在国会山骚乱的全程，奥斯丁按兵不动，然后在半个月后以史无前例的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当选美国国防部长，并在不到一个月后，取缔了国会大部分对于军队预算的实际审查能力。
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什么美军本土舰队几乎天天在岸上玩烧烤，军舰锈的七零八落，雷达无法开机，委托印度修军舰，修之前破破烂烂，修之后也连油漆都没刷过就开了出来。
这就是“开源节流”。
对于“高度市场化的国家”来说，由于市场让供给更加均衡，所以对于军队而言，是否服务于自己曾经的国家并不重要，而且这对于军队高层来说别无选择——因为只有利用了这一点的军官，才有可能升任最高指挥官。
好了，这就是“市场化与军事有矛盾”的基本原因解释，应该是非常简单的，这是为了让大家对于“军队”有一点概念。
而所谓的军事政治学，就是“军队如何利用政治规则获取更大利益，保持自己实际控制政府部分决策利益的学问”——就是军队如何抓住政府的“痛点”并“找抓手”的过程。
这个过程，和政治与“一大群经济模型理论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是近似的，但更加基本，因为“实控”才是一切的最根本目的，这也是为什么军事政治学是政治经济学的前置知识基础的原因。
当然，军事政治学也充分体现了“主从地位”，就好像政治经济学一样。
军事是在政治前面的。
克劳德塞维茨曾说过一句经典的话，但似乎没有思考或者学习过军事政治学的人有时候会理解错。
这句话就是“军事是政治的延申”。
我相信一部分人理解的意思有点类似于“党指挥枪”或“军事是政治意图与诉求的手段”。
当然，这样的理解是没错的，只不过克劳德塞维茨使用的“政治”和我们所理解的“国家政治”是有区别的，因为克劳德塞维茨是德国人，并且是普鲁士军队少将。
所以，如果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话来说，克劳德塞维茨的“军事是政治的延申”这句话，直接理解应该是这样的……
“军事是军事贵族扩大自身内外控制区的手段”。
这里的“政治”就是军事贵族，包含有军工贵族集团，因为那个时候的普鲁士就是这样的架构，所以它和我们中国理解的“政治（我们的“政治”这个词在具体表现上是“政治协商”）”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因为，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那这句话就是“军事是一堆军阀的延申”。
由于是在那个“地球地图连旗子都没插满的时代”，所以这种模式相对稳定，因此克劳德塞维茨的理论才是“近代战略思想的祖师爷”而不是“现代战略思想”。
而把近代战略思想所需要的架构放到“插旗子已经驾轻就熟”的时代，对外扩张的利益就不足以比过“对富有的内部进行要挟”的利益，于是就出现了俄乌战争中欧美看似诡异的现象。
当然，并不是说这种现象只是在俄乌战争到了现在才那么明显，而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只是对乌支援中集中表现出来了而已。
同样类似的现象，还有欧美给去乌克兰的国际商业军事组织“做安全担保和安全评估”，然后国际商业军事组织下来就死伤惨重。
于是欧美现在失去了在国际商业军事组织的信用，而且商业组织的精兵也损失了，无法带领低级士兵作战——这会导致欧美对外干涉的成本暴增。
什么？正规军能替代吗？如果你看了上面的内容，你应该能明白“正规军能干，但是这个代价……”，所以我很难不怀疑这种明显违背国际商业军事的事情，是不是欧美军队逼迫政府干的——对军队来说，这至少能赚一道好处，还有机会赚取更大的好处，因为如果自己的国家实在不能放弃某一块地区的话，政府就只能让正规军出面，然后继续玩他们军队熟悉的那一套。
这个价格和遗毒，可比使用商业军事组织多不止几十倍。
当然，这对我们的海外计划长期来看，是极为有利的，因为商业军事组织的精锐战斗力恢复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至少需要5到10年——没了这样的力量，一些弱小但资源丰富的国家，他们就不用担心“非主权名义的实际军事干预”，不用迫于压力必须撤销安全保护甚至主动发起攻击，这才是真正能影响我们海外计划总体成本的东西，而不是区区几次恐怖袭击和当地煽动。
好了，军事说完了，而且说到这里，你大概也能想象“军事政治学”是个什么玩意——如果你买一本军事政治学的书看看，我觉得这大约是最能体现鲁迅的那句话：“写满仁义道德……满满是“吃人”二字”。
当然，我这里不是说“吃人太坏了”，反而是“这是正常进食过程，人类是杂食动物，而且是最强大的掠食者，不让人吃人就等于不让人吃饭，是坏的”。
下面说“政治”。
这里我不扯复杂的定义，也不扯政体，而是说一些基本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需要政治”。
而从我之前的内容来看，如果“为什么”的前面要加一个东西，则绝对不会是“世界为什么需要政治”，而是“军事为什么需要政治”。
军事需要政治的原因，是因为军事的底层逻辑，也就是军官管理军队的底层逻辑和政治想法。
军队在其它条件等同的情况下，只有“目标和道理一样”才能发挥最大战斗力，因为会有尽可能多的下级军官甚至士兵领会“某些事情的正确且有利的逻辑”。
如果用我们生活中的例子来说，就相当于你和别人聊天，你只有在认为对方说的有道理，而且做的事情和你利益不冲突甚至有利的时候，你才会认同对方，认为对方做得对。
但是，如果对方说的没有道理，但是现在当下他做的事情对你有利的时候，你就有可能还是会讲道理，而且试图让对方接受——如果不利的话，你更会讲道理，让对方不要这么做。
这种行为方式，只有在军队内，尤其是军官对士兵的时候容易这样，因为这样的潜在收益最大。
但是政治不能这么干，因为军队内部是实控文化，要一条心，可是政治为军队服务的关键是“有不间断的军饷和在不同部队间可以随时调整的价码，以及维护特殊的不能够通过市场条件获取的物资或服务”。
那么怎么“不间断”呢？
如果你真的讲道理，那么就意味着会有人听道理和不听道理的，那么不听道理的时候，你就没法“不间断”了，至少波动会很大——就算波动的谷底，你也能支付军队的好处，但军队毫无疑问也会通过谷底和波峰的差异，估算你在情况好的时候能给多少好处，而军队一旦要到波峰的好处就很难再次降低，那样的好处，你再次进入波谷的时候就很难给，而要想降低军队好处，就必须要有绝对的客观原因让他们无可奈何，这才有可能降低，而这种机会是很难得而且代价很大的。
军队为了战斗力，能碾压别的部分的军队，大多数时候就不能这么做，除非实在没办法，所以军队必须找个代理人来做他擅长的事情。
所以在这个时候，政治与军事不同的点就体现出来了。
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辨敌友，但是这个敌友不是从“目标”和“道理”来区分的，而是用“现在的行动的利益”来区分的——对方认为的道理对不对根本不重要，而且绝大多数时候对方和你目的和方法都一致的时候，他比起是朋友更可能是对手。
政治在99%的时候，支持的永远是“有用的错误的想法”，绝对不会支持“对自己没用且错误的想法”，会反对“没用但正确的想法”。
什么叫“有用的错误的想法”？
其实，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所有“以为自己能够依靠这个做的对，然后用它活下去的想法”。
因为这个几乎可以肯定是错误的，除非上帝降临，否则几乎没有可能是正确的（无限小的可能）。
因为活下去永远是一个假设，只有死这个结果才不可避免——任何“真理”都是错误的。
所以政治绝大多数时候最喜欢什么人？就是那些“有真理的人”——除了极少数这一真理似乎有利于他站在明确敌人的一边，否则只要是自认为有真理的人，都被政治所欢迎。
因为，政治就是串联一个个有用的错误，从外人不断的“自愿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但最终错误，白白花力气”中获取额外利益。
这种利益才能够不间断的给付给军队，因为外人无法统一“真理”，但他们又会做事，这导致他们的真理错误时间和规律大不一样，可是他们做的事情可能却是恰好符合当前所需要的实际利益的——对你产生了好处，但是他不知道，或者他不真正知道。
所以政治的核心是“实时”，也就是“判断对方行为对于我方当前的利益”——它其实完全不考虑对方的目标和讲出的道理，这些目标和道理只是对方行动的可能的理由，但那毫不重要。
军队只相信力量。
政治只相信利益。
力量的核心是实际控制；利益的核心是实时有利——你甚至可以理解成，政治就是资金池，政治的目标就是资金池越大越好，政治的目标就是保证现金流。
所以为何政治是家学？因为“有用的正确”在政治里是不可以传授的，只有自己人能知道，拼的就是积淀，世界的无限复杂加上政治的永恒猜疑，也使得政治是由一个个经验组成的，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真理性原理存在，政治本身就必须不断地选择“自认为有真理的人”作为自己养蛊的蛊虫——政治的“不死”原则，得出的另一个必然的原则自然是“世间绝无真理可言，但能够利用一个个错误来进行制衡”。我们管这种利用错误制衡的词汇叫“统战”，美国叫“民主”，欧洲则更多的叫“精英”。
为什么一个国家能运行这么久？
是因为操作很精妙吗？
是，但精妙又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尽可能精细操作，通过各种指令恰到好处的做出正确决定吗？
不。
再好的系统，也不可能维持百年，连几年都维持不了。
真正能让统治机器维持那么久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真理风险”并不是由国家机器承担，而是由“认为有真理的蛊虫”承担的。
所以，国家和公司最大的不同，不是公司为了利润什么的，因为“利润要用什么衡量”都由国家决定，所以国家不可能靠利润。
国家和公司最大的不同，在于国家“只需要维持运转，不需要真的产出什么来获得利润或其它任何东西”。
稳定就是国家的唯一任务。
也就是说，国家就是个“甩锅机器”，但它可以利用军队的压制和文化的定向输送，让大多数蛊虫会自己吞下更多的风险和失败的苦果的同时，还因为这些东西而被激励，从而强化自身的行动。
黑锅消失在了蛊虫的身后。
所以，政治的首要任务就是“分辨敌友”，而分辨敌友的目的就在于“确保选择到一个目标和道理错误，但这个目标和错误的道理却恰好能够有利于你的利益被维护的人或者群体”。
对你有利但想错了的人，是你个人的朋友。
对你有利但想对了的人，是你个人的敌人。
对你不利但想对了的人，是你国家的敌人。
对你不利但想错了的人，是你敌人的朋友。
敌人能让你死亡，朋友可以让你远离死亡，但是没有任何准绳真的可以让你活着，政治就是不断权衡的艺术。
生存，只是一种假设，死亡才是事实——为了更好的维护“有用的东西交替持续”，就不能设置生存假设，尽管在很多时候这可能迫不得已终归会有一些（个人会有，但要尽量没有）。
不安又空洞，怀疑到怀疑怀疑本身。
好了，政治讲完了，但是我们可以发现，这种政治权衡逻辑虽然简单，但是前置肯定很复杂。
因为这种权衡过于简单明确，但它要求的判断依据却很复杂。
“让错误的目标指导有利的行为，并让不同的人的有利行为不断的互相重叠不间断”。
要完美的完成这个目标，那就需要至少需要做到几件事。
1：识别对方是个“想要活下去的人”。
2：能理解对方活下去的意图及其中可以创造的价值。
3：明白对方模型在现实中可以实际运行的时间。
4：区分不同的生存模型的适用环境。
衡量这四件事情，并上报给政治进行权衡，就是“政治经济学”的“参谋职责”。
识别对方是个“想要活下去的人”是很容易的，也就是俗话说的“听其言，观其行”。
简单点来说，听其言观其行的核心要义，并不是说到做到或者行动符合说辞，因为同一套说辞有很多理解，如果你用语言理解别人，并且用自己对于行动的理解来判断对方言行是否一致，那么就会很不可靠。
这里的要义在于“看对方面对事情的时候，他对于各个他认为相关的事情里，他是怎么找因果关系来解释事情的相关性的”。
你要观察，他们对于事物最基本规律是否有判断，甚至是是否有“世界观”。
如果有，则这个人会想“活下去”，也就是这个人有一种必然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意味着“如果我遇到了我预想中妨碍我活下去，或者改变我活下去状态的东西，那大约是不好的，或者至少是需要评判的东西”。
因此，这个人是有“预期”的，因为不符合活下去的东西会让他受损，甚至会死。
然后，与之相对应的：除了能被本能察觉到的，马上就要死的事情以外，这些人通常会倾向于无视那些“和活下去模型无关的死法”，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绝大多数布局，力量对比变化等“长期死法”是天然缺乏警觉和敏感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和政治高度挂钩，也是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基础内容，因为没有这个判断，政治就不可能从经济中获取“额外利益”来满足自己的不死成本，更别提满足军队要求了。
这种意图，就是“方向”。
第二步，能理解对方活下去的意图及其中可以创造的价值。
这里的活下去的意图，就是指在“那些能通过第一条的人” 的里面，选择一个或者一些目前比较强势的人，让他们表达自己获取利益的意图，并且让他们叙述价值是如何产生的。
这里，政治经济学不需要真的判断“他说的对不对”——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如果开始自己判断“对不对”，那么你就输了。
真正需要判断的，是“拉出和他的利益路线对立的人”，然后来一次“试点”。
在试点中，要对你拉出来的另一方利益路线对立的人，尤其是“老路线”的人进行一定程度的资源优待和帮助。
如果新人失败了，那么就折半减少对老人的优待，一直减少，直至新人胜利。
如果对老人的优待量很少的情况下，新人可以击败老人，那么这个新人势力就可以留用为预备蛊虫。
当然了，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次强调老人的优势以及对老人的优待，这个对以后有很大用处。
这就是“框架”。
第三步，明白对方模型在现实中可以实际运行的时间。
这里的工作很复杂，但也很事务性。
简单点来说，就是把现有的老人的问题，诉求一个个罗列出来，让新人来解释其中问题的原因。
当新人已经只能用最初的“如何创造价值”的说法直接解答某些问题的原因时，则说明事情在“那个程度”会结束。
因为这些老人的问题和需求，代表的是老人愿意出的“争夺利益的能力”。
新人回到最初，就代表着他已经没有额外的特殊适应手段，这个模型的解释能力到头了，实力也到头了。
然后，根据各老人的需要，设定一个预期好的“实际运行时间”，一般来说这个时间的商议是脉络复杂的，所以通常会有个固定的时间，比如说中国就是20年，美国就是16年。
时间一到，那么老人对于新人的收割就会开始，少部分新人有可能成为未来的老人，参与到下一轮对另一批新人的收割之中。
这种收割一般都会有暴力系统提供支持，并且暴力系统会优先获取一部分收割后的资源——当新人变成老人后，他的资源一定会被老人集团优先分配给暴力机器一部分，以作为“特供”存在。
这就是“分配”。
第四步：区分不同的生存模型的适用环境。
在区分了“方向”“框架”“分配”之后，我们就可以结合前三者，给新人“定制”一个更适用于它的环境。
这个环境往往具有以下特征：受到官方的实际价格保护与保持增长的信用许诺；强调其对老人的优势；解除大量的暴力干涉与管制措施。
这就是“区分”——你不是在做分析，你是在“运用资源和力量”，只要让新人处于一个和现有真实背景不一样的局部环境里，那么新人内部的演变，就会自然而然的向这个被安排好的环境中的最佳选择所靠拢。
在靠拢的过程中，整个新人利益体系架构，会发生畸变，因为环境中有太多额外“假”的因素存在。
惩罚需要成本，而且对方可能会有准备，所以你可能面临不可测的风险；“额外帮助”也需要成本，但你的损失基本可以确定，因为一个畸变的框架只要回归到正常环境，其内部发展出来的利益路径，必然大部分已经无法高效使用，甚至根本不能使用了。
（之前强调“试点中我给了老人很多优待”，是非常有助于增强新人信心的，至少对于绝大部分人是）
所以，这里的“区分”不是叫你做分析和判断，不是逻辑思辨，而是“你要主动营造一个区分的环境，然后你随着新人的需求不断地修改，最终你就能得到对方最适用的环境，也是你撤销环境控制后，他们可以尽可能地被削弱的环境”。
你越是更好的去按照对方的利益诉求修改环境，对方就越是会按照那个环境优化，就意味着对意料之外的环境变化的抗性越弱。
它最弱的时候，就是这个生存模型“最适用”的时候，因为一切的收益已经了然，而“重回正轨”的代价最低——这就好比攻城，攻城很累，但是如果你能让城市提前挤满人，然后围困他们，那么饿死人的效率会高得多，而你调动封锁的资源也会比直接攻城战斗少得多。
好，这就是最基本的四点，那么我举几个历史上简单的例子。
我们刚开始的十年，我们并没有推行粮票，后来推行粮票与大锅饭和工分模式，使用了城乡工农业剪刀差。
这个时候我们有的只有“军事牌”，所以我们给了军队很多开垦的特殊资格。
这一举措成功的稳定了农村的稳定，没有发生农村人大规模进城的现象，并且有能力“融合田地进入集体生产”——这个在当前看来似乎是不好的，但在那个时代下，集体生产更容易确保粮食征收工作的完成，形成第一代粮仓，也就是除了军事牌以外的第二张底牌。
后，我们拥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但是由于城乡区分已经形成了重大利益区隔，所以我们开始解禁各个小城市和县允许创办自己的国营工厂，让各城市工厂承担工业品生产+居民生活综合服务，当时的厂区无所不包。
但在这一过程中，城乡工农业利润差距扩大，但乘此机会使用了差距带来的优势，让农业人口逐步可以和城市人口发生交互。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城农格局十分稳固，且利益集团稳定又不愿意撒手，所以要以军事牌为底牌，城市新工人为依托，开始全社会范围内的活动——这场活动虽然耗费较大，但重新洗牌了城市等级格局，让原有的各大城市控制者的结构发生改变，使各个地方军队对本地的军政一体，逐步分离成军队/地方政府。
这时候，我们的底牌有了两张“军队”+“城市粮仓”，我们利用控制城市粮仓，来换取军队愿意和地方政府保持距离。
此时，中国的“军区”模式成型，军队就更加单纯的只是军队，军队产业没有从农业大量跨越到工业，没有让军队自己掌握当时最稀缺的工业品——但是国家特供了军队更多的工业品，而没有因为困难而选择现在越南的军队垄断重要工业和商业的模式。
如此一来，中国就进入了真正的物资和金钱有统一作用的时代，全国的票证和钱开始具有流通效力——之前其实都是各管各的。
于是，新的底牌就开始形成，这个底牌就是“地区性国营工业与地方财政收入体系”——此时还没有形成，但之后形成了。而且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也有条件产生了分离，于是中央国营开始同时拿到一张底牌“外汇”（这个底牌是加强牌，但不是永久的固定牌，以为外汇储备在不同时期的作用不一样，这和其它的内部底牌是不同的，外汇是有很大国家外部因素存在的）
又20年过去时，时间进入90年代，此时地方国营工厂已经遍地都是，效率低下，但你却不可能整合。
因为此时这种工厂，早已是当地政府的财政来源，即便差，也只有它能够提供“综合民生服务”，同时这也是界定每个城市“最大财政来源”的标志，而最大财政来源本身就决定了“真正的行政区”。
在各地有财源过程中，国家大型国企却有了抽身余地，从而积攒了一批宝贵的外汇。
而此时，我国的模式，低端工业品不足，中端工业品稀缺，因为生产效率太低，交易垄断性强。
部分开放后，我们使用大量的“外汇”（和今日相比不值一提），进口大量物资，给地方小型国企的“营收”予以最后打击——虽然最后耗尽了外汇储备，并且地方财政因此受到严重影响，人民币币值“似乎”也出现问题。
此时，就爆发了国企改制，工龄被结算，大量国企职工下岗。
但很快的，当这些无法存活的“旧体系的一部分”被清除后，我们大多数人熟悉的东西全面登场了——商业房地产/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界定了“实际行政范围”，也就是利益范围。
之后，国企对于地方政府的缴纳盈利的义务就变弱了，当然这是要求变弱的。
变弱后，幸存国企开始自负盈亏，并且逐步开始“分工”，而不是本地要什么就生产什么——全国性市场形成。
此时，我们就又形成了一张“从新人变旧人的底牌”，也就是可以被国家整体影响的国营经济系统。
好了，到这个以后的历史阶段，就是大家熟悉的阶段了，也就是1999~2019年的“房地产/土地财政”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房地产是“新人”。
这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阶段，所以我稍微着重讲一讲。
它其实和之前阶段的操作逻辑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时代参与者在起始和终结时刻的表现都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越后面的时代，我们的“底牌”更多，改革更稳定，总体代价更小。
但是啊，如果这是“市场规律”，那么人的表现绝无可能“没什么区别”，这就说明有“额外力量”的介入，让人没有区别了——但凡这个东西的“市场属性”影响价格和流通稍微多一点，那么这个东西就一定具有非常高的复杂度和变化，那么在时代结束时，参与者的抱怨应该是“多姿多彩”的，绝不可能是统一的。
然后，这种一摸一样的抱怨，还发生在了每个20年的结束中……这说明“游戏规则”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要让“新人”能够更快招揽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是提高收益率？
不是，因为高收益率本身不易达到。
是降低风险？
笑话，哪有这么容易。
最关键的是，无论是提高收益率还是降低风险，那么都必然意味着“旧势力要给新人特殊的帮助”，而这种帮助显然会导致旧势力大量进入新势力领域，并且用优势进行越来越彻底的垄断，最终导致所有提高收益率和降低风险的资源，全部被少量人倾吞——重点也不是倾吞，而是如果发生这种事，旧势力也都是好多派系，那么为什么其它旧势力要去帮助别的旧势力的垄断呢？如果大家都是分开做，那么新产业就变成了旧势力的新项目而已，那新产业新底牌是无法形成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新人进行“某些部分的政策优待”。
这种优待在收益率和低风险资源无法调用的情况下，最终永远只能指向一个办法，但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这个办法就是“降低交易所需要的信息与知识准备”，也就是降低知识和信息门槛，让社会中的普通人可以参与，并且能迅速将获取的知识普及。
这并不是“降低交易成本本身”，而是降低“交易成本规避知识在群体中的传播成本”。
所以，“土地财政”在这一点上就极为重要，而且土地财政模式本身就是商业化地产试点得出的结果。
土地财政最大的好处，是造就了一个非常匪夷所思的房地产问话方式。
“xx市的房子好不好？”
这个问题居然能在现实中出现，而且确实管用。
虽然说在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下，也会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其它国家的人也会这么问，但是其占据决策的权重会很低。
能够问出“xx市房子好不好？”这种问题的环境，只能说明一件事：大多数城市的房子，在本城市内的大多数地区，投资收益率较为接近，尤其是“不会亏”。
也就是说，在中国，你明确了“某座城市是否值得投资”，你就等于得到了一个“保底理财产品”。
这不是很奇怪么？如果说一座城市的本身生产效率很高，收益率高，那么房子也造的快啊……那么一座城市很快就会均衡，投资房子有亏有赚就很正常，那么问“xx市的房子好不好？”就没太大意义，是比较靠后考虑的问题。
如果情况真的变成这样，那得发展多久，才会有全民房地产市场，价格能“不分青红皂白”的走的这么快么？
肯定不能。
这里就大幅度体现出了“土地财政”的用处了，因为土地财政的限制，地方政府卖地就会“尽可能卖高”。
为什么尽可能“卖高”，而不是“利益最大化”呢？如果按照“经济原则”，那么应该卖到平衡点才是。
这里的核心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本身也是个政府，它的管理者也会使用“我不判断对错，我只是养蛊”的这一原则。
他们也是“支持有利的错误”的类型。
在这种情况下，最保险的策略永远是“做到底线，先试试”，那么每次卖地就肯定是相对最大收益是少的。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被动捂地”的现象，进而导致“城市地产投资的平均亏损率”的降低。
这种降低拉动了一大批不能承受风险的人，同时也让专业投资者的杠杆率可以加到自由市场下几乎无法达到的程度（尤其是长时间达到）。
这是中国房地产市场能够长期保持稳定火热的核心原因，自然市场的“需求”能带来火热，但几乎从不带来稳定的火热，而稳定的火热就能带来“超额投入”。
说白了，这就和上次的“工龄”在买断以前是一摸一样的，在90年代初，大家争取工龄的愿望才是最强烈的，因为大家已经熟悉了这套规则，认为投资保底稳定了，所以才会花半辈子的积蓄“去找关系”，然后没过三年就被改制掉。
最好赚的，或者说“赖账”的，就是最后这几年的大收割。
这种“收割”最关键的并不是赚钱，政府最稀罕的肯定不是钱这种东西。
重点在于“赖账”——集中的赖账的成本比分散赖账低多了，因为一切赖账的根本在于“军事实力”，或者说“暴力管控能力”。
为什么暴力能力这么好呢？
其实原因也蛮简单，就是政治和经济，政治的信用讲究代价，经济的核心讲究成本。
代价你无论如何要付出一定比例，而经济上你要干成什么事情，肯定也要为这件事情投入成本。
但是暴力不一样，因为暴力这玩意是最终解决方案，所以只要“暴力大于对方”，那么暴力可以不付出任何成本。
也就是说，暴力只要排第一，那么理论上来说，所有第二名都不会发起实质性攻击，否则第一名会把第二名消灭掉，第二名就什么也没有。
所以，暴力只要排第一，那么第二名就不会发起攻击，第二名损失掉的东西就只能“自认倒霉”。
这样一来，第一名的暴力就“没有任何损失”，因为第二名根本没发起攻击就已经就范了，但是好处第一名已经拿到。
任何行动的经济性，第一考虑的永远是“边际收益”。
政治和经济行为，边际收益总是会发生变化，而且永远不可能无穷大。
但是暴力的边际收益，只要不被第二名超过，那么执行无数次都是0成本（关键是对方会不会上当），所以暴力的边际收益是无限大。
所有的政治，政治经济学，它们的最终目标有且只有一个——将更多的人和资源更具有经济性的导向到最终能由“军事解决”的方向上去。
也就是，支付基本固定的薪资后，尽可能多的增加无成本赖账的次数和数量——次数越多，水平越好，统治越有可能存续，这个无论中外都是如此，只是具体执行手段上略微有些区别。
在这些个规则的驱使下，如果用具象化的方式表达什么叫“政治经济学给政治提供参考信息的作用”。
就是，你最初用不想死的力量，抱团起一支暴力力量，暴力掠夺和抗死，总是最原始的人类动力——说起来一句话，但这里是最难的，特别是外界已经有别的暴力的情况下。
然后，利用这个暴力，去创造一个“在这个环境中，相对投资门槛很低的环境”，然后把这个环境维持一段时间。
这样一来，就会有很多人涌入这个环境。
这就和工分，工龄，房本是一样的，就是这种稳定性提供了一种“价值依托”，说白了就是“养老金”差不多的意思。
这样的环境和“突然出现一个崭新的投资方式”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如果暴力维持一个稳定环境，那么在额外的投资风险干预的情况下，涌入的人会很多，会直接超过这一群体内的任何强手的管理能力上限，也会突破绝大多数聪明人能够理解的上限。
这是最关键的，也是军队和政府能够从大型组织机器里，不从事生产却能获得极大利益的核心要素。
因为，如果群体数量大于该群体内最聪明个体或力量实体的管理能力，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并不会被这一个体或实体所控制——所以必要的时候，这个群体会直接“架着”这些优势个体或实体往前跑，有点类似于我们习惯中所说的“裹挟”。
裹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也就是大家认为有价值的东西+相似的追逐和竞争方式=人应该怎么活。
这就相当于社会是一个“飞轮”，也就是一种有配重的轮子，它有惯性，没有继续的外界作用力也会继续转一段时间。
但是吧，机械的飞轮，它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力的情况下，最多只能维持输入进去的能量，而且实际上不可能达到，因为能量总有损耗。
所以说，你不可能靠先对机械飞轮输入能量，然后接一个发电机组，然后利用飞轮发出“比输入能量更多的电力”，因为你后来发电用的全都是你之前输入进去的能量。
但是啊，人这个动物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加入这个飞轮的时候，这些人是活的，他们是自带能量入场，他们还能在飞轮里继续出力，他们是会为了“正确的预期”去燃烧自己的。
也就是说，等惯性形成以后，再把发电机接上去，就会有额外的好处产生。
所以稳定本身就是收益。
政治经济学就是养蛊，筛选出一个个足够大的飞轮——足够大是想让尽可能多的人进入飞轮中，要能广泛参与。
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学水平（这很看管理文化底蕴，底蕴越深，可利用的东西越多），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核心管理区域大小和人口的规模。
如果要稳定，那就是多个飞轮要一起转，因为发电机接上去获取利益以后，飞轮速度终将会逐渐慢下来，但是军队的好处不能停，所以要有好几个飞轮，这样一个飞轮停下了，还有另外的飞轮没有停。
我这样说可能不够直观，可能大家更想知道的是“初始加速飞轮”和“接发电机”在现实中是怎么回事。
这里说个小技巧吧，这个技巧就是“国家宣传的政策的主要短语，它其中是否包含一个以上的利益主体。只有一个主利益主体，就是转飞轮；有两个利益主体，就是接发电机。”
我举个例子，各位应该只熟悉房地产。
2000~2010。
我们说的是啥？“抑制房价过快上涨”。
这里的“抑制”和“上涨”，甚至包括“过快”的主要利益和责任人，是同一撮人，同一撮利益主体，都是地方政府的地产利益人员及其白手套。
所以这个时候，是在“转飞轮”，提供一个启动。
然后开始干嘛？开始“限购”。
“限购”，限的利益者，和“购”的利益者是一个么？
不是的，限的利益者是地方土地财政；购的利益者是房产集团。
呐，到这个时候，“发电机”就接上了，公有制企业也逐渐不用给地方交钱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发电机接上了，你怎么知道“发电量”后劲不足呢？毕竟你不可能设立一个完美的标准，而且最好也不要设立——否则你就亲自判断对错了。
那很简单，就是产生一个对比就行，看看飞轮还带不带的动。
比如说16年的“房住不炒”。
房住，不炒，是一个群体么？
不是，而且“房住的人，是最终群体”，也就是房子本身服务于这两个群体，其中一个是使用终端，还有个则是新飞轮的相关利益主体。
17年就是“涨价去库存”。
那会儿，大家都在讨论涨价是不是能去库存，涨价对于房产销售的作用是什么……
我关心的倒是“涨价”和“去库存”，因为涨价的利益者和去库存的利益者，不是同一撮人——政府单位宁可造一个非常复杂的短语，也不会拼凑词汇，两个词汇放在一起一定是表达“两个利益集团分别选择道路”。
涨价的利益者，可能是“预期好的群体”，也可能是“车上下不来的群体”。
然后“去库存”的人，是“预期不好的群体”或“现在没办法必须去库存的群体”。
（这是个小技术，但这个小技术可能对你有用）。
通过这两个群体的对比和对立就是“养蛊”，那就可以看出飞轮到底是否能转得动——这和“经济”当然有一定关系，但是判断的时候，用的是“两股力量的实力对比”。
那么一旦要对比了，自然双方都会“抱团”，该抱团强化“涨价”的就会集中在城投和特定的地产利益链条——这些特殊的利益体，被集中在了很小一个范围内，不再分散的属于大量不同的利益集团内，他们变得非常“显眼”，而且利益获取渠道也变得更加“纯粹”。
抱团“去库存”的，则是旧利益系统的人，或者说旧权力，他们会逐步撤出——至少是“能且想成为旧利益集团的人”。
在这个时候，飞轮的力量就会“先陡增一瞬间（因为要拉人进来），然后开始迅速缩小（维持信用的力量已经抽身）”。
看，这样就不需要“判断”，因为哪个蛊虫胜利，哪个就是现状。
大型组织判断出错是特别危险的，所以不到万不得已的必须要赌国运的时候，否则不要做判断，不做判断就不会判断错误。
避免出错的最佳方式就是根本不要判断，把判断对错并实践测试对错的风险交给下面的人就行，而且事实变化的结果最能说服所有势力。
你挑起的对抗只要逐步加码，就能知道这个新飞轮当下还有没有足够多的油水，并且可以知道如何把这个新飞轮给炸了——判断一个飞轮能转多久，那是容易出错的，所以为了维护新旧交替，设置一个基本的固定引爆时间即可。
不用担心这个引爆时间和原因被下一个新飞轮知道，因为下一个新飞轮是不信的，而且也没有条件让自己的利益相关方都信（因为他们都是基于“我认为这个对”而加入的，初始值决定的）。
只有他们最后斗出了蛊王，蛊王从新飞轮成为旧飞轮的一部分的时候，他/他们才有条件去接受并迫使自己的利益集团接受新的规则——不要判断而要养蛊，这一规则，但是养蛊要有典型时间，因为各大势力都要开蛊。
这种做法，就是“新飞轮固定报废年限”，也就是我们熟悉的10年经济循环和20年居民底层生存资产变化的由来。
第一个十年，是推飞轮到接发电机的十年，第二个十年是压榨电力，遴选蛊王并准备赖账的十年。
这是在保持一种旧新权力的平衡——保持信用的底层方式，是各个势力的“暴力能力”。
只要军队为“势力”提供“赖账暴力”，那么势力才会愿意在初期一起推动飞轮，把人引进来——这不代表军队要直接下场去赖账（必要的话也可以），但是如果没有军队，那么各个地方的势力也就无法协调，甚至只要有点警察就能造反。
任何“投资方案”“增长计划”都有可能失败，是有风险的，但是任何一笔“赖账”都是好的。
军事和政治是什么？
就是权。
权是什么？就是力量。
军事是“力”，政治是“量”。
这个“量”，是“度量”的“量”。
力“liang（第二声）”。
所以权就是力量的度量衡。
政治经济学，就是“发展不同的飞轮模板”，标准化力量的度量方式，更好的让政治判断“谁更厉害”，这样就避免的大量的暴力血腥冲突。
从工分到粮票，从工龄到养老，从金钱到产权，这些都是不同的飞轮模板。
所以政治和军事“没有对错之分”，只有“同等对比下，我的比你多还是少”，是个“比大小”的事情。
注意不是“强弱”，因为一旦强弱就要有强弱预设标准，有预设就意味着“有对错”，就不能完整的“比大小”，就会出错。
政治经济学，就是确定暂时用什么单位来比大小，确保不同单位之间能够互相有重叠和衔接，政治的比对越多，风险抗性也就越强，政府对于军队的供应也就越可靠，军队也就越没有必要“囤积资源，自己对抗国内的其它军队，尽管曾经他们还是所谓的自己人”，军队也就没必要对付自己的政府——政府可以减少内部军队之间的血腥对抗，而军队之间的对抗都是“互相砸掉自己金饭碗”的事情，因为老百姓或其它力量面对更强的军队可能会乖乖就范，但是另一支退无可退的军队，很可能还能维持自己……结果进攻方还是损失了自己的下蛋金鸡。
军人虽然是准备去死的，但是军人又是最花钱，能不死就不死的。
其它的，比如说政治人员，那有实权以后，因为权力是在“人身上的”，如果死去会影响制衡，而政治的制衡既强大又脆弱，他们是利益共同体，所以这些也是“非消耗性单位”。
经济人员，是军人和政治的田地，是不能被侵占，但本身却是拿来消耗的。
当然，你可能会问：如果这么做，国家，政府，信用就完蛋了，就完蛋了！
嘛……当然没这回事。
请问，你现在有为国企下岗职工讨公道么？应该是没有。
你从现在这20年赚到了么？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如果没有，是政府答应给你发钱了吗？没有。
如果有，那你在乎政府讲信用吗？你不在乎。
所以政府信用是给谁看的？
是给各个势力看的，这个势力包括境内和境外，这种信用是：你能否在答应后，把我手里给你的资源大概率变成我的实力。
也就是说，市场里的“个体”并不是“信用”的主体，而是其中掌握实权，能够调用暴力的那些“势力”。
势力就是“缺了一个角的利益集团”。
比如说军事/政治/政经，它缺了一个军事，或者缺了一个政经，也可能缺了一个政治。
当前世界上掌握有核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势力，由于是最大破坏力，所以这个除外，有这个的必定是内部的超级势力，别的有没有甚至都无所谓（肯定不会没有）。
由于缺了其中一角，但是他们可以横跨两个力量，这就导致你一次调动一个资源，并无法消灭他们——而一次动用两个资源，则意味着你肯定要付出积累后的大量预先储备的资源，而不可能通过关键时刻的资源调配使用某一方面的资源，就给予对方重创。
预先储备好的资源，都是自己的最后本钱，所以不是彻底敌对，是不能轻易拿出来的。
如果只需要“时机”就能毁灭的对手，那么算不上势力，因为时机总会到来，而且只有一个资源的对手，每次行动都需要消耗自己的唯一资源，所以他们是“存量代表力量”，所以你可以用“慢性消耗”逐渐对付掉这些“新人”。
当然，如果这些新人试图违规跨越，我们就会将这种行动称呼为“腐败”（如果只是违规获利但不跨越，就称呼为贪污）。
腐败会影响到大多数势力的利益，只会对一小撮人有用，所以反腐败是可以把这些试图跨越的“新人”给击倒的。
跨越的“新人”，只能对局部先产生影响，利益还不够大到影响所有人。
几乎所有新人，除了极少数“最初带头的”，那往往是被安排好的人（先锋，先推飞轮的人），其余基本上都只有一个方面的资源。
这既包括本来就有其它资源的，也包括从零开始发家的，他们基本上都只有一个资源。
那么，他们就都是用“存量竞争”或者是“存量获取”，他们的价值体系也就是“增加某个利益代表物的存量”，这个东西可能是工分，可能是粮票，也可能是钱。
你看，既然是“单一的价值代表物”，那不就只有一种东西了？
既然如此，那就可以采用一种我们非常熟悉的套路，就是一粉顶十黑。
只要让下一批人赚到好处，他们自然会无视上一批人吃过的亏，然后信用就恢复了。
别忘了，这些人一定也是在某些“势力”的直接或者间接管辖下，这些势力也会从中获取好处和权力。
只有“单一价值代表物”才可以这么做，因为同时影响两个价值代表物，几乎一定会带来不稳定——你同时影响军事和政治就很危险，同时影响政治和政治经济领域也非常危险，因为这些系统平时是互相有利也互相制衡的。
所以，前一批挂了，后一批得好处，对于势力而言，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受损或获利，只是其中可能有“时间差”，但这并不影响根本局面——部分利益的此一时彼一时在势力面前，是很正常的。
势力本身就是“实然的”，他们是只在乎实时或者实控的，对于他们来说“信用”这种东西本来就是可选项，他们让别人就范的主要力量是“忠诚”，忠诚决定了“瞬间的打击爆发力”——这可以用于短期内进行严重打击甚至斩首打击。
势力是什么？
势力就是“除非自己影响到了最高层的利益，导致被总体集团一致毁灭以外，是可以做到在特定情况下，对于任何单一利益衡量体的无成本压制甚至毁灭的综合力量实体”。
所以，对于具有综合实力的势力而言，由于有双重力量的影响，此消彼长并不会很快的削弱他们的实力，而后续重新实力恢复，是带有一定信用的。
而对于只有单一实力和价值的新人而言，他们本来大多数就是一次性用品，下一批人会被新的势力拉上来消耗，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死活，所以无所谓。
这就是为什么“最弱的势力”通常是门阀或者世家，这不是因为门阀或者世家内“更容易信任”，而是因为“别人更不容易信任”——这些人无法被轻易影响，那也就难以被真正惩戒，就难以信任（所以检验自己是否是“势力”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看“不被信任的人如果加入另一方，另一方是否会接受”，如果对方很容易接受，则表明自己不是“势力”，自己的立身之本非常单一）。
这就和博弈一样。博弈时能够产生信任，要求的是多次博弈。
博弈时消除不信任则一般有两种办法——在失信后多次合作，提高信用；一次博弈失信就把对方干掉，终结不信任的延续。
对于势力而言，由于一次难以消灭掉，所以信用很重要，他们是可以参与多次博弈的。
而对于单一利益的普通主体而言，由于一次消灭掉很容易，所以对他们永远讲信用就毫无必要——而且他所属的势力很可能在某些时候也这么觉得，也就是兔死狗烹，毕竟在那时，势力带进去的人，往往也会不信任自己的势力。
所以在势力本身来看，他也很可能想“就此了事，终结不信任”，那么就会“除了确保忠诚的人以外，全部任由想宰的人把原来的手下都给宰了”。
这样一来，赖账的力量保持了信用，势力对于自己的手下也保持了信用——对于多次博弈的，保持了利益；对于单次博弈的，不留活口。
清除势力和清除蛊虫的难度差距有多大呢？
我们可以每隔10年清理一批小蛊虫，20年集中清理一批大蛊虫，这些蛊虫及旗下人数，可以涉及到总人口的30%甚至更高。
势力有多难呢？我们只清理掉了一个，也就是“军事/政治经济学”的势力，这股势力是从“三湾改编”一直削弱清理到“军队一律不得经商”才暂时胜利的。
也就是从1927年直到1998年，用了71年。
其中直接涉及到的利益集团人数，甚至不到总人口的3%，十倍以上的差距——而且这是一直是高强度在做的，而蛊虫的清理大约只需要每20年来个3~5年即可。
由于“军事/政治经济学”势力终于基本瓦解，所以现在就只剩“军事/政治”和“政治/政治经济学”两派，双寡头能够长期稳定并进行全局性基本策略的变化，为我们后续的更高程度的市场开放提供了基础条件。
“军事/政治经济学”派系如果不明白的话，各位可以想象一下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很显然会让一个国家“军队自己在解释什么是政商关系与经济发展策略，夺取社会标准定义权”，形成一套军事经济学拉动体制——如果做不好就会和苏联，以及大量没有控制好军队的国家一样，比如说现在的欧盟区域的老牌帝国军队。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军队的战斗力和经济，总得完蛋一个——因为军队的底层哲学和经济是不同的，军队是同类呼唤，以血还血；经济则是制定预想规则，不同东西交换。
它们融合不到一起，经济市场见血则不需要用交换媒介了，没有交换媒介就没法发钱通胀；军队如果用东西和别的军队或敌国交换生存，那么军队自己就成了老百姓，会把原本的自己的老百姓交给敌人换取生存，最后所有基本盘就都丢了——因为敌人的军队脑子只要正常点，它们都不会在乎你假设的“交出来，我就生存”的这个规则，杀了你，东西还是我的，它们最多只是为了削弱你的战争潜力才暂时答应要求，然而你的军队经商的话，就会有拿枪的人去“捍卫敌人的信用”，内部会有军队坚定的相信“敌人讲信用，你们说兵不厌诈那叫胡思乱想，能做生意谁打仗，难道人家养着军队是为了打仗的？有毛病吗？”。
好了，那么如果国家开蛊了以后，那些后来的单一力量实体（蛊虫），会觉得“我也会和前人一样被对待，被开蛊”么？
明确的说：不会，而且你就算拿枪顶着他们的脑袋，他们也不会——真的，我以前也很难理解这件事，连他们铁皮屋里的狗都察觉到杀气腾腾的，跑的跑，缩在墙角的缩墙角，他们还在那里和我讲奇奇怪怪的道理。
自己种地的和工分大锅饭的，大锅饭会觉得自己会再次吃不饱饭么？不会的，因为军队里最多的就是农民，如果农民都吃不饱饭，就没人想去参军了。
有工龄的人会觉得自己和拿工分的一样么？不会的，因为工龄有这么多人，我是工人阶层，工人是最主要的阶层，影响了工人，国家不就完了么？
拿资产的人会觉得自己和拿工龄的人一样么？不会的，因为那么多人有资产，如果影响了，那么国家的资产不全都完了么？
这就是区别，双甚至三力量实体，他们因为两个力量是交替并且互相锚定的，所以并不存在绝对可信的单一依据和规律，他们也许有信仰，但是不可能觉得“自己是对的”，因为他们自己内部都是矛盾的。
大锅饭，工龄，资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其中一个力量的对立参照物”，说白了就是“用来检验自己另一个权力在本体系下的地位”的检测工具，并不完全是“力量本身”——力量本身要在动态中保持不死，绝不是有个规律了解了以后就能“存在”，不死和存在的思维方式，在适应策略上有本质性区别。
存在就是一切，一切为了存在——存在就是一切，就是你的策略，策略注定是有限的；一切为了存在，就是观察，观察就是为了观察到你不知道的一切。
一切，要比存在大。存在，一定会死，所以死一定比存在大。
要想存在，就意味着存在要比一切还要大，但人类认知的最高上限就是“本质”，本质就是真理，而本质不可能超过一切，所以存在比本质要大=人类的真理不能决定存在，只有集中力量不死，才更有可能存在的多一会儿。
所以，相信真理的人一定是给“不死人”做蛊虫的，相信真理的人，必须要相信某个固定的普世规律，也会用这个规律要求人，然后用这个规律衡量自己，也就是用外界的标准衡量自己与对方的存在，不再是“一个主体”，所以有真理的人，不过都是一些活死人，行走的尸体罢了。
超级伟人能做到的，那是真的筛选出来的最符合客观规律当前一段时间的东西，但那个东西确实不是人类“真理”所能达到的，他们掌握了更好的养蛊总规律，这是求不得的。
但是“阎锡山”，这人类还能“利用未知，不要死”来做一下的，这是人类可以做到的——人人都恨阎老西，人人都是阎老西。
这里还可以说个有趣的：请问，阎老西是什么派系啊？
你肯定知道，那就是“军事/政治经济学”派系，而且两者还维持了很好的平衡，他把精锐部队更接近于政治经济学派系，因为“相信存在”的人，他们有统一的交易筹码，这玩意儿不需要“拼命”就能控制。
所以阎锡山的精锐部队，它是可以做生意的，装备也好。
阎锡山的差的部队，它就是纯军事的，不能做生意。
这里面看起来差别是“亲疏有别”，但我们可以发现阎锡山特别照顾差的部队，做到“利出一孔”。
那么，作战顶层意志比较差的精锐部队，也就是他们的指挥官，他们可以凭借更好的装备和吃得更好的士兵，从而在指挥官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有多次吃亏机会，耗死差部队。
而差部队的指挥官，就要更加拼命，所以反而阎锡山更不会让他们轻易的损失，就算损失了，一定自掏腰包补上。
阎老西太聪明了，所以他也是对付共产主义势力最为拿手的一个指挥官——国军地方军阀里面，只有阎老西一个人深刻的看到了“政治指导队”的危险。
但他没想到的是，政治指导队影响最大的是精锐部队，而不是那些差部队。
他习惯性思维，毕竟军阀么，自己也很容易忘记掉“不死”原则，他还是下意识地认为“穷部队，更好被政治理念忽悠，因为差部队就是靠团结吃饭的”。
他还是先入为主，实际上影响大的反而是那些精锐部队——因为精锐部队更看的是“经济学”，所以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更多的“受到了阎锡山带血的恩惠”，因此他们发现政治指导队给了他们“不死”的方式以后，他们反而更容易受到影响（当兵的觉得：不如让麻烦事给别人干得了，免得做生意中间克扣那么多，反正自己也是为了吃口饭，谁保证的更好谁就是对的）
为啥？因为“政治的以不死求活”和“军队的以决死换不死”，要比经济的“以求活换不死”，要更加接近，而这些精锐部队是“拿枪的”。
不过么，总体上这个办法，是成功的，阎老西只是没做的完美，但是依旧做得很好——在历史局限性下，能做到这样已经是人力可及的高峰了。
当然，阎老西这种“好部队经商”“差部队军事”的理念，在经过修改后，也不是不能用，甚至我们也用——大家可以想想“军队要忍耐”时期的“甲种部队”和“乙种部队”各自做生意的情况，这可能是最直观的体现。
同时呢，阎老西的策略，对于当今的山西依旧影响很大，所以至今山西依旧是中国的一个非常特别的省份，山西的军队和地方政府的关系，在中国依然十分特殊。
当然了，这里我们经常容易出的错误，和阎老西先入为主也是一样的，也会犯“好部队留着不经商”“差部队随便做”，结果就会差部队本来就不容易维持纪律，战斗力全无而且抢老百姓东西更严重，然后好部队看到差部队能做生意，他们手上有好家伙，人也眼红，那你的军费就很高。
这样一来一回，政治上就不好拿捏，不好平衡。
所以，还是不能先入为主，我们认为好的，正确的东西，那些很可能都是“现状”而已。
当然了，这些做军阀的技术，可能就是下一个20年，尤其是现在到2030年的，类似于房地产差不多的技术，就好像更早之前的国企生产许可证一样（比股票证收益要高，因为股票证已经是那个时代的二把刀玩的了）。
不过，这就要涉及到“未来二十年，我们会怎样”的这个话题，我们有机会慢慢讲，因为“走出去”可不是“做贸易”，但也不是“搞侵略”，里面有很多东西。
比如说，你怎么和中国的军事安全承包商打交道等，甚至是本地的军事安全承包商。
嘛……而且不管有没有军事，实际上只需要“暴力和义气”以及抢地盘的时候，都需要这个。
20年大周期，前10年要学阎锡山，后10年要学傅作义的嘛，后十年还做阎锡山，那就不对劲了。
（emmmmm，我小时候的两个初恋女友也管我叫过阎老西……巧的是，和我同居的女朋友，她长的也挺像徐竹青的）
言归正传。
没有任何东西，对于力量而言，是“绝对必要的唯一衡量依据”——因为力量总是在变动，获取力量和保持力量的历史也在不断刷新，而要保持力量的最稳妥办法就是不要做出预测性判断，不要区分对错，就是养蛊，确保自己手里的两只蛊虫，在同一时间内只有一只在蛊盅里。
就算很多次，一只蛊虫也没能打成蛊王，那剩下的另一只蛊虫也可以招揽新的蛊虫（就相当于信用资本），所以要更多次失败才有可能将蛊虫耗尽——但一次冒险就可能全部失去，更何况大多数时候“参蛊”本身就有意义，有报偿。
蛊虫是没资格谈论“信用崩溃”的，因为它们一次就会死，而它们一次就会死的原因，是他们预设好了自己“怎么样才能活”。
心中有真理，自己是蛊虫。
可以说，任何后面加了“学”的东西，都是培养蛊虫的——不是说“xx学”不重要，而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这包括之前说的四种基础学科，如果突然确信了个什么“具体的东西”那么也会变成蛊虫，但人类就是很想相信什么的动物）
当然了，说到这里，这还只是“宏观层面”。
那么在“微观”中呢？
微观中也有很多“度量衡的再创造”。
怎么让一个人被更多的激励呢？
好处更大？
是的，但问题是人的欲望是有限的，因为人类的本能需求就“目的”而言的话，无非是吃喝艹睡。
其实满足起来在现代社会其实挺容易的，而且路径千千万。
但问题来了，现代人远远比古人忙的多，这是为什么？
是更容易地吃喝艹睡么？
如果这么想的话，就陷入了“目的”之中，也就是人会按照自己想要的某个具体的目的，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和策略，所以人类会不断修正这个策略，从而使自己更容易达到具体目的——吃喝艹睡。
不过么，显然人类不是这么运作的，但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简化流程会默认它们这么做。
这里的关键，并非“如何简化”，而是“为什么要简化”。
简化的目的，我们可以回答为“因为人类的脑力不足，所以简化后更有可能得出有效的想法”。
是的。
如果人类找出了有效的想法，一个模型，人类就会认为这个模型是对的，尤其是在经过了它们认为的实验验证后。
但这个模式如果套用在“不能认为有真理的人”身上，那该怎么办呢？
你仔细一想：那这样效率很低啊，快速验证有效模型，然后迅速使用，那才能创造更多价值啊。
是的，但是，这种模式“不稳定”，对吗？
这就留下了另一类人群，这类人群是专门“不创造价值但保持稳定的，不认为有模型的人，但是他们会利用各个模型在不同阶段中有效的部分，并且把这些部分重叠串联在一起，确保部分人模型失效后，不会让这些人断供，就像一个保险公司一样”。
是的，这些“保险业务”就是“军队/政府”的“存在的根本价值”——它是存在于人类这一物种发展的必然之中的。
当然，从博弈角度来说，没有任何人会乖乖的上缴自己的保险费——所以，你需要一个组织安排保险费需要收多少，同时也要有人强行征收保险费。
需要收多少，就是政府；保险费拿什么交，就是政治经济学；强行征收保险费，就是军队。
微信群里有人问我：那政府有什么办法把控军队，让军队不要造反呢？
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提示，因为我知道大家都是这么想的，但这样想，你永远也想不通，因为你的思考方向就错了。
你只要换一个角度想，你就豁然开朗了。
“不是政府把控军队让军队不造反，而是军队一直在造反，你要想的是政府如何对造反体现出价值，让军队允许你的存在。”
这样一想，一切就都能理顺了，你看的一些关于“政府如何管理军队”的书，也就能看明白了——你以前之所以看不明白，是因为这些书是给政府人员看的，所以他们采取了政府为主的视角，然后再加上相关宣传，你就先入为主的以为是“军事服从于政治”，从一开始思路就错了。
好了，那么这种“人并不是真正的瞄准自己目标”的行动，是如何被使用的呢？
其实很简单，因为任何的目标，实现都需要一个过程，有过程就需要路径。
所以，人类认为的目标，只是“必须经过的路径点”而已，就好像吃喝艹睡，只不过这些路径点相对来说更基础一些，因为当前的人类如果完全没有吃喝艹睡，那么很可能活不下去或者很不舒服。
那么，既然这些东西是路径点，那么你又怎能确定，你只有这些“路径点”呢？
你还有很多很多本能，比如说害怕蜘蛛，比如说觉得被群体赞美或认可会很舒服……
也许你会觉得这些东西是“高级思维，是因为基础思维组合导致的，这些高级思维都是为了基础需求的更好实现”。
但那只是你的一厢情愿罢了，你根本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明确的证据认定你这些东西是“高级需求”，因为你甚至已经发现了吃喝艹睡本身也只是一个路径点，只是其中有些内容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比较难以完全规避而已。
你真要规避，付出成本当然可以。你可以用静脉滴注代替吃喝，你可以进行阉割手术不用艹，你可以吃大量冰毒避免睡觉（只是活得短一点罢了，也许十几天吧）。
所以，你没有理由肯定你那些东西是“高级的”。
而且，做到这些所谓的“高级的”东西以后，你难道是“想了半天才快乐，才高兴的么？”
不是的，你绝大多数时候马上就高兴了——你都还没吃喝艹睡呢，如果你所谓的高级行动是这些目的的手段，那么你应该不到最后满足的时候，就不该高兴。
那么，你任何这种高级行动满足了就高兴，岂不是还会“干扰基础需求的高兴的判断”？那你会降低你模型的精确度的，因为你被搞乱了嘛。
不兜圈子了，说白了，你认为你的所有高兴，除了极少数以外，大多数时候都是“假设”。
你根本就没有“把它实际享受到”就已经产生了高兴，这个时候你根本没有消耗任何资源——同时，也不代表这种高兴一定可以给你产生任何收益。
人类有很多种基础欲望和服务于各种行动结果的喜怒哀乐，有很多本能。
绝大多数情况下，你只要让一个人觉得“达到路径点具有合理性”，就能让它们高兴——然后它们会以为这就是“价值”。
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那我只能说：好处，管理成本，管理资源，都是从这上面抠下来的——在公司里，由于有安全，有金钱，所以不用完全这么抠，但是对于一个制定安全，制定金钱的组织来说，所有好处，都得来源于此。
为什么？
因为“你得让你的激励成本远低于实际给付的资源，你才能剩下劳动剩余，否则军队是不会维护你的安全和帮助你维持法币信用的”。
政府和军队要的不是钱，而是你的劳动剩余。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就从“后现代爱情”下手好了。
为什么不用亲情？
因为亲情我们玩的太久了，很成熟，历史太长，而且工业化时代下发生亲情解体并进行局部强化，这导致感觉复杂。
其中的操纵手段有机会的话，我会单独讲，这种激励方式非常有趣，是一种衰退中压榨尽可能多剩余价值，力求在单位时间内尽快收取所有剩余价值的做法（反正放着不动也是衰退，那么收的越快，自然而然的衰退造成的损失就越小，这就好像在通胀以前尽可能把钱花掉一样）。
友情的话种类太多，友情这个词太宽泛，类型很多，很难定义具体，所以也不用友情。
爱情在这里就最容易举例子，因为大多数人的爱情的定义比较狭窄，即便是有不同的目标，其基本表现形式却还是相似的——定义比较狭窄，那么“行动集合”容易取得共识，那么我就可以更方便的叙述“行动动机”，不用一个个掰扯细节。
一言以蔽之，社会流行文化里，20年大周期，前10年的核心叫“了解就是爱”，后十年就是“付出就是爱”。
2010年以前，咱爱情电视剧和电影动不动就说“你怎么就不了解我呢？”
2010年以后，那就是“你到底做了什么啊？”
整个完整改变，也就是从穷人到富人全部彻底改变，大约用了3个月时间。
大多数人在核心价值上的意志力也就15天左右，三个月纯属是因为不同人群的收看频次的差异。
养蛊和收割的区别在于，养蛊是需求项目探索与取得共识，收割是通过需求分割成标准化交易模块并收税以及刺激竞争来获利——这也是“飞轮”的一部分，转起来以后接人肉发电机。
我从收割阶段讲起，各位应该更好理解，因为我估计二十年前的事儿大家忘了不少吧。
爱情是付出，这句话对不对？
当然对，不过这里的对……是我前文说的那种“政治上的对”，但是不一定符合“你想的那种对”——不过，我想你看完以后，会认为“政治上的对才是对，原来想的“对”只是妇人之仁”。
爱情是付出，重点就在于“付出”，付出什么呢？当然是好东西。
好东西是谁定的呢？这里当然侧重于“付出的人定的”。
那么付出的人定的，付出的人当然有“我付出后对方要做出我预期的行为”的这个要求，就算不强制也有期待。
发现了没有，这里面有个“内循环”存在，也就是付出和付出得到预期，是属于同一人的。
那你说这是不是很奇怪哦，如果付出和付出得到预期是属于同一人的，那这样不就变成了“需要另外一个人以特定的行为习惯方式，组合成一个行为集合人”么？
简单点来说就是“我给这个，那你应该这样才对”。
也许你现在会觉得“这很正常啊”，但是如果放到18年前，也就是2005年，你绝对会觉得“这TM不是嫖娼吗？”
但是，最好的恰恰就在这里，杀猪盘那叫骗人，屠宰场那叫现代化作业方式。
你们看啊，如果“付出和付出预设回报”是由社会均价决定的，也就是“我给多少，你给我多少爽，而且你应该愿意啊”。
这是不是男女两边都这么想的，付出和付出预期回报全都是它们各自想的吧？
但问题是，就算不谈其它，就算是提供产品，是不是也有个“市场调查”的过程？
嘿嘿，好玩的来了，“付出和付出回报”是按照市场子项目服务均价来定的。
那么，要想交易这样的项目，是不是就要市场均价比对？
是。
一个人是不是有很多项目？
是。
那么，如果靠外在规则来衡量价码和公平性，那是不是一种“物化”？
是。
当然，物化这个东西虽然听上去不好，而且很像是资本论里面的“异化”之类的看法，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互相交流受限的情况下，以及有各种社会规范的情况下，物化在很多时候确实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式。
不过么，这怎么可以呢，这没有释放足够的需求，就没法释放足够的激励。
所以要怎么做？要强化“付出”，这样的话，就能“先构建一个形象，再补充子项目”。
这样的好处是啥？
这样的好处是“以物化为前提，然后补充更高的物化细节”，这样就可以确保以物化为基础，每个部分都可以“交钱”。
这对军队/政府有啥好处呢？
屁话，女人和男人1：1，这样一个女人刺激更多男人，因为在以“标准价格为纲”的情况下，市场需求理解就被认为是“低效率”的行为，然后绝大多数人是绝对不会发现，然后去强化市场调查行为滴~因为这里面的“全面物化”，是同时作用在男人和女人身上，而且同时作用在男人和男人之间，女人和女人之间滴，它们也会互相攀比监督的。
因为同时起作用的网络复杂，而且那些网络也是另一些“飞轮”，所以说，想改是要承受代价滴~
嘿，看到了吧，给付“实物激励”没有变，资源没有变，但是一个个物化等于说设置了好多“游戏练级”，激励效果蹭一下就起来了——同样是要个女的，中间流程突然增加了好多，而且都是花钱的~
花钱好啊，钱可以通胀，而且花钱购买的东西是可以生产的东西，是提高生产力的。
它们不会这么快发现的，因为信息传递需要能量，它有速度限制，飞轮一下子是停不下来的。
一定要“标准化交易方式”，然后这个标准化交易媒介一定要控制在手上，然后你创造的“获得需求的步骤越多”，则每个交易步骤，你都可以抽税，你都可以通胀，你都可以从他们的劳动剩余中，抠出更多产能。
这样军队军饷有了，然后他们的劳动成果还可以更多的变成坦克飞机大炮，军队实力变强不说，军队内部之间的互相制衡也更加容易了——然后有了更强的暴力能力，政府赖账的能力也更强了，政府经费就有了。
什么叫经济学啊？
经济研究的就是经济活动，要有供应，要有需求。
什么叫政治经济学啊？
很简单啊，2010年是啥分水岭？
4万亿刺激计划啊，要通胀了，得赶紧变成劳动剩余才行，不然钱发下去就亏了——如果不赶紧变成劳动剩余，政府人员和军人手里的钱也会发毛的，你得先让自己人赚回来。政府也许靠“先给自己人发钱”就能避免政府人员手里的钱先毛了，但是军队这玩意儿需要武器装备等产能啊，所以你不想办法换成劳动剩余可不行。
那，任何干涉经济的活动，都会导致经即变差对不对？因为改变了供需关系嘛，帕累托最优嘛。
但是政治经济学不用这么算账啊，因为供需最优那是“给定供需要素，要素确定”的情况下。
政治经济学算的是“尽可能只改变供需要素本身”。
2008年以后，到2010年，我们是不是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看不到那种“讲穷苦人的”“讲人间真情的”“讲社会百态的”电视剧了？
对啊，出要求了，以后这种不推荐电视台播了。
那么这种节目不让播了，最好的节目是啥？
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2013年的《小时代》，然后马上就发生“丈母娘房产经济学”了。
木哈哈哈哈哈哈。
是啊，干涉经济了，但是吧，一个电视节目减少种类能少多少产能呢？会少多少经济价值呢？
但是突然之间改变风向，直接注入“切块切段大卸八块新需求”到全社会以后……
你光是丈母娘经济学，就促进了多少人买房？这是一千部超级牛逼电视剧也赚不回来的劳动剩余。
这些剩余，还都是通过“金钱”进行交易的，我就不说收税了，他娘的用通胀就赚了不知道多少了，多拿了多少劳动剩余啊，爽爆了。
这就是“创造需求”——虽然干涉广播电视内容干涉了广播电视的供需关系，降低了广播电视的经济效益，但是你在别的地方赚了1000倍啊。
左手倒右手，莫名其妙多了1000倍，你不干你就是傻。
当然了，副作用也是有的，最大的副作用可能就是“不生孩子了”。
这其实不是因为成本高，也不是因为剥削太多，孩子离开家庭。
那可是新鲜劳动力，国家才不希望这个样子呢，说明这里面有代价，关键是“代价是怎么来的”？
其实很简单嘛。
你看，物化很正常，但是物化作为前提，也就是用“投入到可预期的地方，并且获得可预期的行为”被认可。
这在你现在听起来应该没错。
但是你想过没有，这种“符合预期是最好的，符合外部市场规则回报是划算的”，其实是一种“以他人符合自身预期反馈为主的评价模式”。
这种喜好是什么喜好啊？
大家应该明白了，如果以物化标准为前提，那么整个人物化并逐块强调“我最想要的符合预期的地方”的喜好模式，就是“整个人要符合我的行为预期，事先设定好的行为预期的满足，是我最大的追求”。
整个人物化+按与其发展可控=好。
最常见在什么人身上啊？就是，物化到了“人本身”的时候，这就是什么啊？
对~~~就是“恋尸癖”——尸体这个东西，最符合预期。尸体的身体随便摆弄，想要尸体做出什么行动都可以想象，尸体和活人唯一的区别，就是尸体这玩意儿完全符合期待，活人不行。
所以啊，判断标准足够社会化，就可以完成恋尸癖改造。
那为啥不生孩子了？
这不废话么，生孩子本身是对“关系的期待”，就算是有传统文化影响，那也是“多了几层关系的期待”，但本身都是关系的期待。
这个就和产仔的男女本身很有关系咯！
产仔本身就是一种融合行为，而且要认为对方具有值得产仔的特性——这种特性，都是要基于“了解对方价值”上的，而“外部标准价值为考虑标准的情况下”，就恰好不符合这一点。毕竟女人是和对面男人生孩子的，不是和包包和香水生孩子的。
对吧？
所以说，有人经常说“哎呀，现代人活得像行尸走肉一样”，这其实是没错的呀——00年到10年很少有人这么说，但之后的数年其实从经济角度来看，才叫钱多。
这其实是“需求策略”改变了而已，并不是什么“像行尸走肉一样”，因为其实就是丧尸，没啥区别的。
人会吃很多东西，很多需求可以直接生产和得到，但是丧尸只能吃人肉的嘛，所有东西都得靠人肉解决。
所以这怎么可能生孩子？多惊悚？
尸体产仔，什么死后腐败内脏气体推动死婴排出阴道啊？死后分娩吗？鬼婴啊？
当然了，还是有人生孩子的，这是工作做得不够到位的结果——因为还有人还下意识的觉得“自己还活着”，结果为了复制自己，对自己有信心有期待，所以生了个孩子，希望孩子能够得到“活着与爱”，但只能爹妈其中一方自己提供了。
不过，这无妨大局，因为这样的模式“注定赢家只有少数人”——不仅因为人际之间具有“折算现金之后有需求不匹配的交易成本”（互相定制化只有加工成本，没有交易成本——但是直接通过交易获取，生产加工成本其实也还在的），而且啊，中间还有无数道税收和“额外加进来的伪需求”，还有现金变成男女价值时候，用购买别的东西来变现“消费价值”时候的折损率。
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策略在总体上绝对稳亏不赚，赢的人生的成本很高，输的人更多。嘿嘿，但是人类就是想操逼，想得到心理上的安抚，所以人类的根本需求没有消失，只是过程加长，项目增多，损耗率变高——这些可都是劳动力激励啊！给付成本没有变高特别多，但是中间流程剩余增加了超级多！划算！
100个人，99个人都生1个孩子，那么就有99个孩子。
如果100个人，赢家只有10个，每个赢家生3个，剩下10个生1个，其他人因为这种竞争更容易生不了孩子。
这样孩子总量就只有40个，比之前少了59个呢！
这59个需要花多少资源，生孩子耽误多少工作？更何况这还是在“需求激励增强，项目增多”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你还浪费工作时间，你是脑子里长屎了？
这不是少生了59个劳动力，这分明是在当下变现了100个未来的劳动力，而且教育经费还不用重新出，大家一起努力的时候薪资价格也降低了——经济和消费看起来没有好特别多，但是对外优势就很大，而且剩余产能特别多，军队和政府采购东西就便宜多了，还能承受更高的通胀。
这个时候不扒，你脑子瓦特了？
别他妈和我说什么“未来怎么办？”
在当下的军费和政府工资，其它国家军队竞争，武器装备升级，社会基础改造升级的情况下，选择长期就只有“死路一条”，现在立刻马上就会死！
政治的追求是“不死”，未来也许会有未来的办法，靠后人的智慧，但是当场的灭亡必须避开。
当然了，我们还是应该承认工作有做的不到位的，因为还有一个人没有真正能够完全释放，那就是“本人”。
这世界上有国家做到了么？
当然！韩国做到了，所以韩国就社会需求创造，生产力拉高这件事上，是楷模，我们应该向韩国学习（虽然韩国其它方面很差，效率也不够高，但是我们在这一点上还是应该向韩国学习，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嘛）。
韩国现在就发生了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韩国瞒报婴儿和偷偷摸摸杀婴现象变得很多，而且这个现象在大龄女性身上也很常见——从生物学角度来说，年龄越大生孩子的女性就越不愿意杀小孩，因为大龄女性生育能力降低，会越来越珍惜孩子，这是写在人类基因里的，是演化决定的。
但是现在，韩国利用了社会组织规则，真正意义上的打破了野蛮人类本能的桎梏，在这一点上走向了真正的文明未来。
这种现象，说明了韩国已经可以做到“母亲自身也是尸体，尸体的期待剩下来的肉团，也是自己尸体的延续”的认知。所以韩国母亲杀死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毫无愧疚可言，甚至觉得是好事——杀一个尸体肉块，怎么能算杀呢？谁能杀死一个尸体呢？
尽管杀婴本身确实减少了未来劳动力，但这也是一个指标，表达了母亲现在已经要了最少的实际资源，却发挥了全部劳动激励方案。
因为，这说明人的被社会设定的需求点特别多，但自身需求已经绝望，无法满足——在人类这个物种能够承受的绝望极限面前，他们依然没有忘记生产，只是觉得需求永远不可能满足了，这就说明韩国社会在“同等回报激励量下”，已经完成了“最极限生产激励”，是花少资源办大事的典范，是极具效率的表现。
这种行动，是没办法用单纯的“经济学”解决的，因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人这么不舒服，他们会选择啊，他们会改变啊。
嘿嘿，是的，但那是“自然条件下”，但别忘了我们是文明社会，我们不再是茹毛饮血的野蛮人。
理智聪慧的人类会找到自己的规律，尤其是一个个小规律，一旦进去了他们就很难出来——所以你只要控制宣传和文娱就行了。
为什么能控制宣传呢？
因为有军队啊——这一切不损害军队利益。
同时你别忘了之前文章里说的：第二名的内部敌人，是不会在有办法的情况下冒烦第一军事实力的，所以第一军队可以既让人顺从，又不遭受任何损失。
你要说韩国文娱很自由，经常说社会黑暗么？
是啊，但是如果放到现在的中国，如果发生了韩国这样普遍的同类情况……你就算再强的政令也压不住了，绝对不会只有韩国电影骂韩国那样“轻巧”。
韩国黑自己的电影，那简直是洒洒水。
更何况，其实“黑”不重要，因为“黑”不能够指出“其它收益方向”——只要正向鼓励的娱乐不消失，那么韩国社会就会持续加码，继续进步。
而且，老百姓很需要这样的娱乐！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内卷进步，后面强化这种行动甚至都不需要额外政府管控，它们自己干死自己。
所以，除了人口负增长不可持续以外，其它事情都是可持续发展的——留下一个大问题，总比留下无数个小问题要好，人口少总是能够想办法攻坚克难的，至少目标明确。
好，总结一下，所以为什么说“爱就是付出”这话是对的？
1：增加产能，这是好的，有利的。
2：增加战斗力，减少当前覆灭危险，避免死亡总是好的。
3：这是一种观念，尊重别人观念是好的，尤其是在不损害自身利益的情况下。
所以，只有好，没有坏，当然就是对的。
所以“爱情就是付出”，这句话是对的——对当下是有利的，和别的飞轮周期是可以衔接的，作用是广泛的，影响是可持续的，关键是这是养蛊养出来的有效的东西。
因此，我们不能粗暴的判断“这东西不利于生育率”，因为孩子长大是未来的事情，就算有人在乎生育率，那么也要拿养蛊结果说话——不要做判断，那样风险一定更大，要权衡当下，未来的事情交给另一些蛊虫开蛊即可。
所以，这也许不是永远的对，但是这不重要。
阎锡山：存在是真理，抗战只是手段而已，抗战可变，存在不可变。不能说，抗战就对，和平就不对了。
好了，那么前十年，为什么就是“你不理解我”为主呢？
道理很简单嘛，咱回头看看20年前的电视节目，看看当时的人的主张和困惑就知道了嘛。
一个发展计划，试水的再好，总是有波动的嘛，要谨慎。
而且为了更多人能参与，这个时候就要快速形成共识，形成感觉。
那个年代，别说是1999，别说是2003，甚至有些人到2005年还抱着国企老思路。
那个时候什么都很难，创业难，炒房难——不是指看的对很难，但是站在当时的视角下，这些就是新的。
你五六年前买房借钱不那么难，但是在2003年就很难，人家会很奇怪。
那么，为了形成这股子共识，人就必须找，这个时候当然要促进“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这是一种找共识的训练。
我们当时处于什么时代？当然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开始，我们的现代商业真正的开始走向普及。
这种找共识的训练，也是能体现出“老百姓想要的东西里面，包含有什么情绪，什么规律”。
这既有利于我们的创业者快速学习“分析需求”，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大多数还是国企文化，不太重视市场分析。
同时，这也有利于我们的消费多元化，让更多的企业产品类型能够活下去。
所以，推动力养蛊，也是需要的。前10年，就是说服那些动摇的利益集团加入，提供不可辩驳的证据用的。
最好的证据，那当然是：看，我们管的少了，但是我们的控制区内的好处潜在总量变大了，所以国企转民企可以收好处，让我们好端端过10年，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房地产的情况了——只要情况够好，那么大家就要一起维系，谁不维系，谁就是罪人。
很显然，在这样的社会文化大背景下，人对于利益的直观情感感受，自然是“被理解”。
这个时候大家都很希望对方能够对自己“真心”什么的，但是很难取得共识——这也是好事，因为越难取得的共识，之后飞轮的动力也就越大，因为这意味着大家是花更多力气的，内心中的飞轮的沉没成本更大。
那么，在那个时代，自然是“读者”“意林”最为发达的时代，而且对人与人和多元文化的“向往”也会很强烈——如果说以前只是憧憬，那么现在好像有可能变成现实了。
大多数人嘛，都是在当下的利益面前短视的，既然我要这个，那么我就直接要“我要别人理解”。
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得到了好结果的时候，那么大家就会一拥而上，用各种办法去获取——然后它们突然发现了个好东西“聊天和文化好管用啊，能说的赢人家，这不就代表我更能找人理解或者理解别人么？”
大量的真实且详细的信息就外露了，这就让当时的各种创业者有更简单的机会了解自己的客户——更何况那个时候，我们还有很多产品和服务急需升级。
人类不是一种善于计算概率的动物，而且也不是一种为群体考虑的动物——为群体考虑的动物，那都是对自己不好的，是没有价值的。
可以利用这一点——前十年，没人会考虑信息的价值，因为大家想要索取“被理解”；后十年，没人想到“付出并得到行为预期”其实是一种卷，只有少数人能赢。
不是所有幸存者都能被看到，而是只有“那些符合大家预期的幸存者”才能被看到。
在那个看起来生机勃勃的时代（相对于之前），大家普遍相信“有很多道路”，所以那个年代的“真心”就被认为很有价值。
这就和房产证一样——既然很多道路都可行，那么唯一的问题，就是对方是不是真心想知道我。
然后它们遇到了一个问题：啧……怎么衡量是否真心啊？
然后它们的直接解决办法是：我表达的更真心。
于是情书泛滥，但没什么人逆向思维想到“我可以使用社会外界标准作为参考”。
注意，这里是“使用外界标准作为参考”，而不是“直接拿钱买”，这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啊，无论如何，前10年的想法很多，但最重要的就是“想法最后被统一了”。
这个靠的就是“钱”的地位提升，中国大多数老百姓突然意识到“钱”这个东西可以赚更多，同时却依然有效力。
但大多数人意识到的太晚了，所以加入的更多的是“后十年的重复劳动”。
所以前十年那不叫卷，那叫开拓，那个年代“更好”，但是幸存者更少——明明技术上更简单的，但是对当时的人心理上很难。
后十年也是卷的，那个年代也“很好”，幸存者更多——但是当“标准”本身变成了价值的时候，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前十年，它们把自己当人看，把别人当人看，但是没有证据。
后十年，它们把标准当证据，但是证据本身变成了直接交换，没把人当人看。
既然要把人当成柴火棍烧，那么就得走这种循环——不光我们这么做，其它国家也是这么做的，只是方法有些许不同，但原则是一样的。
这就是个把人先揉成一团，然后拆散，但就是不给它们想要的过程——和拉手风琴一样，套路都不用变的，因为人这个动物根本就没什么记忆力。
其实应对方案也挺简单的……就是做相反的事情就可以了，在前十年赚钱，那个时候钱交换到东西，对方会认为这是证据，因为你买东西就是为了她高兴，这是为了证明些什么。
那个时候，用钱证明自己的心意，是很容易的事情——人家会记得你的辛苦，并且认为钱这个东西既然能买到那么多，你给我了，自然是代表你放弃了很多东西，专门就是为我“这个人”。
后十年，你把人当人看，因为这个时候买东西很多时候会被认为是“买特定服务”，所以要先让别人确定你把人当人看才行。
而要把人当人看，其实就是无条件的倾听+给对方的非核心价值表达额外认可即可——这样对方会觉得自己更加“饱满”（非核心价值，就是那些被对方认为没有核心交换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应该是没用的）。
简单点来说就是：哇塞，我发现你是个活人。
真的哦，如果你2000到2010年夸别人“你真是个鲜活的人啊”，人家会觉得“那不废话么？”
而在2010年到2020年，你说同样的话，很多人会饶有兴致的问你“啊？为什么？”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活人，需要用“死板的公认的东西给他看”，这不是为了赎买，而是证明“嘿，我和你做的事情好像是正确的，谢谢你。”
尸体，你要告诉他“嘿，你的价值真是体现的哪儿都是呢！我都分不清哪个是你做的，但确实很多，谢谢你。”
活人时代，你要把糊涂的事情整公允，和她一起看世界。
尸体时代，你要把公允的事情整糊涂，和她一起看内心。
注意啊，上面这几句话是不好的，这只是对你个人有利，但这是缺德行为……因为这是卡社会的BUG，会减少社会生产力的，最多只能给你增加一堆孩子，但那些都是国家的远期收益，所以更具体的我就不写了，这也不光包括情感上的，还有比如说“如何判断局势”，我也不应该写的太细。
说白了，这就是逆向操作，因为活人时代人太活了，找个固定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和初恋就用各种方法赚钱。
其实是各种方法赚钱，除了一开始，后续纯粹为了好玩，也就是试试，试的种类越多则觉得自己的想法越有效——那既然大家一起经历了那么多有效的过程，那么……这肯定都是为了彼此。
“推飞轮”的时候，先把无端推飞轮的力量“截留”下来一部分——挖社会主义墙角。
而后十年就反过来，因为到处都是尸体，你走在大街上都看不见几个活人的——薅社会主义羊毛。
说的简单点，就是“爱情是一种奢侈品，但它不一定特别贵，尤其是单一等价物不一定贵，它是一种跟随政治经济学改变丰度的现象。”
在大家普遍觉得金钱买不到爱情的时候，金钱更容易得到爱情。
在大家觉得金钱买得到爱情的时候，金钱就基本上不可能买得到爱情。
个中原因特别简单：大家都觉得金钱买不到爱情的时候，只要给钱的人不明说，社会环境是默认“给我这个是送给我东西，是给我这个人的”。
大家都觉得金钱买得到爱情的时候，送钱就是被社会默认“这个钱是用在我某种行为上的。”
所以说，2000~2010，用钱买得到爱情，或者说给钱就不是“买”，而是“送”，是一种“送出去就高兴”的事情。
2010到2020就不行。
而且，一直都是这样。
1990~2000，就不行。
1980~1990，就行。
1970~1980，不行
1960~1970，就行。
就是，爱情这个东西，奢侈就奢侈在“你要么赌”“要么敏锐”“要么家里有势力”。
赌，就是一直用某个一策略，总会在合适的时期碰到的，但是要靠运气。
敏锐，就是自己发现这个规律，而且发现的不是“静态的，机械的规律”而是一种“波动规律”——“死”规则特别容易发现，因为只需要把一个个条目拉来和历史对比就能找到，但其实大部分是错的。波动的，动态的规律更难发现，因为这有个“观察时预设的观察周期”的问题，如果周期设定错了照样发现不了，但通常动态规律一般比较OK，尤其是在打仗，政治或者恋爱这种“人与人之间在迷雾中博弈和合作”类型的事件中。
势力，就是家里有历史传承，知道什么叫“奢侈品”，直接就潜移默化教给孩子了。
一般就这三种，每一种都很奢侈。
第一种赌命运来坚持，天时决定，如果在头十年出生，那么20岁也许正好谈恋爱，但是如果是后十年出生，那就很困难——而且大多数人往往会选择“坚持目前流行的做法”，很少有人会坚持“反向操作”。
第二种要有天赋和命运双重选择，通常第二种也时合并第一种的，是需要天时+人和的。
第三种本来人就很少——地利可不多见，那是占据了好位置。
啥叫奢侈品？奢侈品不是“贵”的东西，尽管很多时候确实贵。
但它主要牛逼的地方不是贵，因为贵的东西和一个便宜的包子，买它们都只需要“同样的钱”，只是数额不同。
奢侈品牛逼在于，它是一个根据外部环境时刻变动的一个整体产物，它不是静态的堆料堆砌。
所以奢侈品对应的不是昂贵，而是“品味”。
品味对应的不是“铺张浪费”，而是“美学”。
爱情是一种美学——在我这里，美就是定义“何为主体，何为客体，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
在外在世界都在倡导自己主体性的时候，你要拿出客体，因为这个时候客体能代表很多很多主体的想法，这个客体可以是很多社会道德规范，但不是已经确认下来的公认的道德规范，你可以带你珍惜的人去“试一试”“尝一尝”。
大家都在为主体性迷茫的时候，尝一尝就能知道味道，试一试就能产生全新体验，知道自己从外界选择哪种“美”。
这既是在伊甸园里品尝各色水果，但同时也是危险的神农尝百草，但我们都知道这是好的。
尝的越多，食材越多，菜式越来越丰富。
在外部世界都在强调以客体规则，社会规则来“不让自己主体性吃亏的时候”，你要拿出“主体性”，就像是一本菜谱一样。把你喜欢的人的各个客体，试图做出点不同的菜式，然后让你喜欢的人尝尝，做点“我还真没想到有这种组合方式”的事情。
这是一场“旧食材做新菜”的故事，重点不在于是否增添了更多食材，真正的关键是不要再继续一锅乱炖，然后假设是食材不够好所以菜不好吃，而是要把这些菜重新排列组合，精心设计，从而实现全新体验。
所以，如果各位诚实的看看自己的诉求。
你只要足够诚实，你就不难发现一个浅显的规律，你早该发现的。
2010年以前，你想和一个细心的冒险家在一起，他不需要多么耐心，但一定要足够勇敢，而且把刚尝过的好吃的，经历过的新鲜事，给自己尝一尝，说一说。
即便偶尔遇到冷眼相对，要这要那，那也是冒险路上的故事，很好玩。
2010年至今，你只是想被悉心的，精心的，认真的对待着，不要被冷眼相对，不要被挑三拣四，不要被横加指责。
我知道你怎么以为的：哦，那是因为我2010年以前年轻啊。
不，你错了，那只是“恰好你那个时候年轻”——你习惯性的用静态规律去评判，得出结论以后就会停止对于动态规律的判断。
所以我建议以后各位就算“找到了静态规律”，也要搭配至少一个“周期动态规律”，如果找不到动态周期规律，那么那个静态规律你也千万别信，只有两个结合起来，事情才往往都会水落石出，而且这个规律可以伴随你很久以后，还能给你希望与满足（当然，你也会因此看到一些……怎么说呢……别人觉得你不该看到的）。
00后到现在，是已经有很多谈恋爱的，如果真的是因为你那个时候年轻才“觉得冒险很好玩”，那么现在00后的恋爱应该也是“冒险”。
但其实不是这样，00后的恋爱（差几岁没事），是喜欢“被悉心精心认真的对待的”，所以我们有些人感觉00后“早熟”——因为在你眼里，00后好像在干你30岁干的事情，假设你是80后或者一部分90后早期的话，你的感觉就尤其明显。
70后也有同样的看法，觉得00后早熟（但原因不同）。
而80年早期的人看00后，就会觉得他们幼稚——因为80年早期出生的，他们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的情况和00的总体环境是一样的，虽然物质条件变了特别多，但人心思潮的变化却很相似，所以80后不觉得00后多么成熟，因为了解思路后会发现“除了做的比我们当年开放，但是思路差不多的嘛”。
题外话：其实我也觉得00后幼稚，但我必须和我同龄人说的类似，所以不得不说00后早熟懂事……因为我有一些特殊的个人原因，我虽然是93年人，但小时候和84年的女孩恋爱，所以其实我的整个审美其实和80后一样，从音乐到其它，都是80后的喜好。
我不是说我对现在的女大学生和高中生好色啊，而是指“我真的能认可他们这种行为，而且觉得是孩子的玩闹，既没有这么成熟的同时也没有太大不了，他们只是做着自己这个时代学会的事情而已”，所以我和00后的讨论，反而比和同龄人轻松，其它80后如果补充一下文化代差，也能做得很好——同龄人对我而言有点“以市侩油滑为荣”，但80后和00后就比较“率真且有理想主义气息”，甚至可以说是“细腻但它不是以功利性为目的”，而“细腻”在90后身上通常是一种“成交辅助工具”，是希望“这样做的，对面就会看起来感情更真”的工具。
大家可以做个实验，你去找80后，最好是87年以前的。然后加上00后。
你在人前夸80后或者00后“你对你老婆很温柔，很细致”（不要说“很宠”，要说的更肉麻和具体一点，最好显得你有观察，你也是个“懂技术”的）。
当面说一次，对面可能会摸摸老婆的头，或者大笑“我绝对没有！”
然后老婆走开一段时间的话，背地里再说一次。
一般80后或者00后的回答是“真的假的？哪里温柔了？她很高兴吗？”或者“是吧？那就好。”
如果是70后或者90后呢？
老婆在的时候，他们很可能会说“你看，我对你温柔吧！”
老婆一离开，他们就马上会露出一副得意的表情，然后开始数落老婆（这种数落和80后和00后不同，80后和00后通常数落搞笑的习惯和奇葩的具体行动；70后和90后则都快人身攻击了，我听了很不舒服），并且他们会“传授低成本哄老婆技巧”。
所以，我容易觉得70后和90后是比较恶心的两代人（50后不错，60后也恶心，这是因为第一个周期是10年到15年，也就是头三个五年计划）。
当然，我知道他们同时也觉得80后和00后是“早生几年抢了生意地盘”和“思想早熟抢小美女”的人。
这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推心置腹的交流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种情况。
90后对80后和00后的疑问：你们就为了这么点小事就在一起啦？
80后和00后对90后的疑问：就你们这样的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吗？
从经济大周期来看，你不难想象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因为80后和00后恋爱时，将会处于“新的20年周期的第一个十年的一部分，是没有那么繁荣但有很多探索”，而70后和90后，他们第一次恋爱却是“收割期，是繁荣且重复，但又卷”。
80后和00后初恋充满了互相的探索，70后和90后的初恋充满了攀比和比较。
只不过，80后谈论的是琴棋书画，00后谈论的是鬼畜文化和游戏段位；70后谈论的是工龄和职称，90后谈论的是房子和钱。
所以不难发现，80后是容易有“可以经受的挫折的理想的”，而70后和90后，则是“有挫折就说明理想不对嘛”。
80后的理想是“有价值的好东西作为目标”，而70后和90后则是“某种预想中的把事情干成的路径集合”。
这是很不一样的——80后的那个叫“理想”，70后和90后的应该叫“预期”。
不是一个东西。
所以就有个很有趣的现象——如果按照你的习惯性思维，你是不是会觉得70后和90后“更加不择手段”？
其实正好相反，80后和00后才是更加不择手段的。
道理很简单：70后和90后没有理想，而且普遍不相信，所以他们互相识别和保持信用的方法就只有“手段的相似性”，所以他们必须更加的“同类”，不然就没法合作了（所以才卷）。
所以70后和90后规矩才多，上纲上线，而且很容易觉得别人讨论规律的时候是在“上纲上线”——他们也是政治正确的重点消费人群。
而80后和00后这个群体，他们可以靠“共同的理想目标”集合在一起，只要都为理想目标出力就行，大家看的是“主客观上出没出力，上不上心”，至于手段是不怎么挑的。
所以80后和00后才是“离经叛道方法特别多的”，00后也许各位还没注意，但是想想00年~10年创业或者搞事情的那些80后，他们玩的东西“就算对于他们自己而言也很新”。
而70后和90后，玩新东西的前提是“有没有人担保，有没有人和我一路，我是不是有个专长恰好特别了解”。
所以……70后和90后对于“自己是否被攻击”“你是不是说我”“我是不是对你展示到了xxx”这种事情会尤其上心。
而80后和00后：我想尽各种办法，出糗就出糗，关你鸟事。
90后看上去做了很多“更糗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是在加入某个组织，是一种“合群证明”；而80后做糗事，他们更多的认为是“自己尝试的代价，这至少证明我走了一条新路，那条路至少不会像老路一样绝对不可能成功”。
因为各种关系，我缺失了所有童年，缺失了少年，恋爱之后因为各种困难的情况，我几乎要马上做到成年人才应该办的事情（幸好我知识储备够多，因为我知道我应该很早就用得上，我不想再忍受）……
当然，因此，我几乎发生了所有各位在发展心理学上看到的“童年缺失和创伤”和“青少年缺失和创伤”的所有问题与奇怪癖好，但同时具备了所有缺失导致的“额外天赋”。
所以我对“动态规律”极端敏感，实际上是过敏的……在工业社会下，对于动态规律的敏感是很少见的，因为大家都只要按照教育和规训，做好某个分工的事情即可，并不会遇到真正激烈的战斗或者复杂目标（模糊的），所以动态部分大部分工业行尸根本下意识地不在乎，因为所有动态部分都被“管理人员”给安排掉了，把人尽可能的放到一个个“可以静态的工作岗位上去”。
静态规律更容易培养“熟练工”，因为它单位时间内重复次数更多。
所以说其实不是什么“毒教育给了错误内容”，至少大部分不是，最大的问题是“教育根本没给剩下的50%的内容，缺了世界的另一半的动态规律”——更关键的是，这部分内容可能是“如果没有感受过一些基础体验，光是理论教学是教不会的”。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没刻意毒人，而是很多教科书，尤其是政治教材，大多数人完全忽略了政治书绝对是“动态规律大于静态的”，所以他们看不懂。
其实政治书，尤其是各种主义和学说，它们都简单的一批，基本上历史上差不多能做的，那都可以上手就来，已经说得很简单了——但是如果用静态规则来看，一定要列个不分时候的对错表，那基本上就是见啥啥不对，手里拿十把锤子，看着自己脑壳都像钉子。
工业人，除了特殊条件外，几乎没有办法和条件学习“人与事物演变过程中的相互影响”这件事——就……思考的再复杂，也只是更多的“二极管”，对和错，只是切的细一点看起来稍微连贯一些罢了，但是很少有人是一个连续且互相影响的值。
全都是数字0和1，开和关的电路；没有电压高低，波幅大小等“模拟电路”。
数字电路当然“从电路角度上来说更精确”，因为只有0和1，但不一定代表数字电路在表达现实层面上也“更精确”，因为很可能事件复杂度太高，能够静态解构的很少，强行数字化反而就和现实没关系了。
模拟电路从电路本身来说，信号干扰确实更大，毕竟每个电压的细微差异，都可能被累积，但只要做的不要太差，那么对现实的表达精度也可以很高。
要怎么做才能“想明白”，很简单，就是找到一个静态规律必须找到动态规律，通常是“周期”，你才能保存。
或者更简单的说，是“静态规则”和“动态周期规律”的配合。
举个例子“爱情是互相适配”。
这是规则。
然后你需要找到一个爱情适配的变化周期，你可以试着1年，2年，5年，20年，50年，100年来寻找周期律。
但无论如何，我这样做是不对的——不是说80后和00后的“爱情选择模式”不对，而是我这种“逆向操作”是不对的。
因为我的个人诉求是“不死”，但我希望除了我和我身边的重要的人以外，都应该追求精彩的，按照自己的方式和模型坚定不移的活下去，这才是有意义和价值的。
在一个稳定运行的国家里，是不需要除了官员和势力以外的“不想死”的人的——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国家，尤其是大型国家全都这样。
老大哥没有盯着你，但老大哥不希望你往错误的地方想，并且老大哥会灭绝错误的土壤。
老大哥会在一开始“顺着猪仔”，然后在一个时候，突然把“顺着猪仔发展的其中一部分文化内容给故意敲断”，然后猪仔就会突然在一个方向上狂卷吃饲料，这个时候另一个方向就算效率相对高一些，也无法和“精进的狂卷吃饲料猪”进行策略对抗了——因为另一个方向的猪仔，它们“互相交流升级的整合渠道断掉了”。
这个时候，另一个方向的猪仔也不得不加入吃食大军，这个时候社会暂时是没有选择的，你要赶紧把发电机接上飞轮，利用活飞轮自己的加速度赶紧发电，超额生产，给自己的政府和军队多储备东西。
所以，别看国家宣传机器好像“嘿，宣传做的这么差这么土，一点用也没有”。
国家宣传机器的核心作用，不是“让你知道什么，控制你具体想什么”，而是“让你突然不知道什么，知道的东西有略微的不平衡，然后让你往一边突然滑下去，然后每个人都得拼命往上爬才不会被别的人淹死和压死，绝大多数人甚至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不用说什么“人类有底层本能，人的本能会把需求纠偏过去，所以一切操纵手段终将无效”——人类最重要的是“智能如何被影响，认为某种方式可以满足需求”；社会最重要的是“如何突然让大部分人陷入博弈困境和筛选后信息的环境”。
重要的不是看到了什么，而是“没看到什么”，而“没看到什么”最重要的并不是那些“激烈的敏感的难听的消息”，而是“另一条需要学习和交流才能用的生存或避死方法”。
这就和生物演化一样，本来大家奇形怪状的，你突然趁着大家8只手都还不太健硕力气不大，把长8只手的物种给砍了，只有2只手的才能活下去。
然后大家瞬间注意要两只手，之后按照两只手发展一小段时间以后，两只手的技术成熟，身体受限，重新发展出八只手即便有好处，也很难再长出来。
这就是“演化渠限”，演化只能在原来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很难跳跃发展——同时改太多东西，几乎肯定新系统会崩掉，但是如果不一次性改到位，长出来的半个器官好像也没啥用，长那六条半只手没多大用不说，还累赘。
这个时候“个人的选择”“群体的智慧”还有用吗？
没有用。
如果人类的本能真的能进行这种程度的纠偏，我们根本没办法形成复杂社会——如果真能纠大偏，那么组织成本更高的人类群体，早就被那些“看上去更笨”的人类抱团族群给消灭了。
智慧是个体的适应力，而愚蠢是群体的适应力；个体的智慧是自私的，但它可以在特定的情况下压制别人长期自私的能力，从而使群体获得愚蠢。
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如果你能从“实务”角度考虑的话。
国家的资源能超过全民资源么？当然不能。
但是，强者是因为全方位的强而强大么？
不，那是对于“突然一脚滑下去，但暂时站到了别人上面一点的人”而言的。
只要稍微动下脑子，就能知道“强者全方位的强就一定不是强者”——因为如果全方位的强，就说明“不经济”。
不经济的东西为什么看起来能维持一段时间？
你只要想想，什么东西是“可以边际成本为零”即可。
大家应该想到了：是军队。
也就是“秩序”——所有“子系统下属的全面强大，都是因为暴力秩序机器刚好服务于这一块，所以发生了局部整个子系统具有了某种“保底收益”，结果就产生了可以暂时全面强大的局部客观现象，但这并不是由全面强大者自身的维护成本所做到的。”
这就是为什么涉及到“产权”有关的事情，就总是很容易出现“发家”的情况，因为产权这个东西离“暴力”一般来说近一点，所以说暴力利润剩余暂时溢出的可能性大一点。
不过，看到这里，你大概也能知道为啥总有人抱怨“中国产权保护不完善”了吧？
TM这种情况下你完善起来还得了？造反啊？
那为啥国外（美国）就能完善呢？
因为美国是“先给你，再收钱，不然拿回去”得玩法，因为咱的起家过程不一样——但其实中间的核心流程也没啥区别，美国只不过是“产权保护越少的地方，产权越好，因为收钱少”，而中国是“产权保护越多的地方，产权越好，因为暴力盈余多”。
那么，一般意义上的“强大”是啥呢？
并不是“全方位的强”，而是“让竞争对手形成不了完整的系统，最好只有一个资源”。
也就是说，强者，或者说“有力”的表现，并不是全方位的强，而是——让对手在全方位中，有一个关键环节永远没办法发展起来，要隔离；谁想发展，轻则反腐重则反革命，最重叛国罪。
剩下的，就是怎么缩小代价的问题——而缩小代价最主要靠的就是“下一个接替者能盈利”，当然不能的话就比较麻烦。
但最麻烦也不过就是：干脆把上次的事情重新做一遍得了。
我举几个例子。
城镇自己的本地国企。
在他们做之前，我们剪掉了他们的军事物资供应能力，必须由本地政府转手，因为政府会提供相应票据。
如果本地军队直接问本地国企要，一点点还可以，但是多了，生产原料都得凭票供应，哪里来呢？
结果就是地方国企都在抢原料，而军队给的好处显然不是最大的，因为军队还有军供（之前最惨的强行剪刀差准备粮库，就搞了集中兵工产区）。
那么，国企就只卖给普通老百姓，并且地方当局因此获利，更想保存这种属性。
所以，最后解决的时候，虽然有一些反抗而且比较激烈，毕竟人家是产业工人，战斗力比较强，组织性比较好，但也很快偃旗息鼓了。
地方当局当时没钱，保不住这些国企——尤其是在大花外汇，进口产品产生巨大竞争，然后出现了全国性经济危机的情况。
当然，有很多理论解释“为什么这么明显的，会导致经济危机的行为，中央却继续做”。
一般解释为：老百姓xxx，中央没办法啦~
翻看历史，类似这些解释的很多，廖廖数语就解释了这些问题。
这一次的20年，也会这么解释。我相信大家回忆一下的话，应该也都记得2010年以前的“土地财政模式可持续性议题”。
历史不断重演。
我觉得还是不要详细说比较好。
但是，怎么说呢，我对未来的房地产是更加看好的。
不过，这种看好，是类似于“95年看好中国工业，特别是民生工业未来发展”一样，就是，后来中国工业确实好了。
但如果我是当时地方国企的员工或者其它相关人员，我不会认为这个消息对于我来说一定是什么利好。
这就好像上次的大锅饭利好一样
2018年中国矿产资源总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1%，位居世界第一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发布《全球矿业发展报告2019》，《报告》显示，美国、俄罗斯、中国是全球主要矿业大国。2018年，三国矿产资源总产量占全球49%，总产值占全球40%。其中，2018年中国矿产资源总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31%，位居世界第一。
2018年冬奥会在韩国平昌成功举办,成为世界瞩目的体育盛事。但除了体育竞技本身,冬奥会期间涌现的各种舆论反应同样引发广泛关注。本文将从多个角度解读2018平昌冬奥会的舆论走向,透视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在2018年冬奥会举办期间,主要出现了以下几个舆论热点:
通过对这些舆论热点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2018平昌冬奥会的舆论态势:
平昌冬奥会作为一个国际体育赛事,其背后存在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博弈。朝鲜半岛局势一直是国际社会关注的热点,冬奥会为韩朝双方搭建了对话互动的平台,成为两国关系缓和的契机。而美国代表团的缺席,也反映出了美韩在一些重大政治议题上的分歧。总的来说,冬奥会的地缘政治意义远超体育本身。
冬奥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会,也是各国文化的展示舞台。朝鲜代表团的参与,使得朝鲜文化得到了广泛关注。与此同时,冬奥会也成为了企业进行文化营销的绝佳机会。一些企业的营销行为虽然引发了争议,但也反映出了体育营销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
冬奥会期间,俄罗斯运动员兴奋剂问题的曝光,引发了人们对运动道德的深入思考。这不仅涉及到运动员个人的职业操守,也反映出了体育领域存在的系统性问题,需要从教练、管理等多个层面进行整顿和规范。同时,一些企业过度商业化的行为也引发了人们对体育精神的担忧。
考虑到朝鲜半岛的地缘政治环境,冬奥会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尽管韩国政府采取了严密的安保措施,但仍难免引发一些疑虑。这也反映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体育赛事面临的安全挑战日益凸显。
总的来说,2018平昌冬奥会期间涌现的各种舆论反应,折射出了这一国际体育盛事的多重意义。它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地缘政治、文化传播、道德伦理等诸多领域的缩影。通过对这些舆论走向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体育在现代社会中的复杂作用,为未来的体育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感谢您阅读本文,希望通过对2018平昌冬奥会舆论走向的分析,您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体育在当今社会中的重要影响和意义。
这个问题不需要太多思考吧，矿产资源枯竭的根本原因是不可再生，一直在开采，不管多少存量都会有枯竭的一天。
至于循环利用这个问题不需要太准确的数据，看看我们生活中，金属能回收多少？建筑、商品、锈蚀，回收利用率还是太低了。
下面是找到的一些文章资料：
“欧洲在生产新的铝制品时，回收铝的使用率达到了七成；废钢的利用率则是四到五成。在美国，生产新的钢铁制品时，废钢的利用率达到七成”，而在中国，废钢比只有22%，废旧铝的使用率只占铝产业的17%。”
“据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废钢利用率仅为19.9%，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48.3%。究其根源，一方面，大部分废钢铁资源被中频炉"地条钢"占用，主流钢铁企业在采购社会废钢铁资源上竞争不过"地条钢"企业;另一方面则是废钢价格相较低价进口铁矿石并没有优势，在退税政策补贴难以到位的情况下，企业使用废钢的积极性有限。
此外，中国钢铁工艺流程的结构性矛盾也是废钢循环利用的一大阻碍。作为废钢消化主力的短流程电炉，其钢产量在中国占比仅为7.3%，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高炉-转炉长流程(从铁矿石和焦炭到生铁再到钢材)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2019年，我国铜、铝、铅、锌、锡、镍、锑、汞、镁和 海绵钛等10种有色金属产量为5866.0万吨，同比增长2.2%。其中，精炼铜产量为978.4万吨，同比增长5.5%；原铝产量 为3504.4万吨，同比下降2.2%。
2019 年，国内废铜、废铝、废铅和废锌的回收量约1199万吨，其中废铜回收量约 215 万吨，废铝回收量约607万吨， 废铅回收量约237万吨，废锌回收量约140万吨。”
简单的说，入不敷出，损耗太多，分拣效率低，回收成本等等……
不过我国金属回收利用率一直在提高，这几年也有了不少文件，未来几年内数据会大幅改善。
但无论到什么时候，回收率都不会达到100%。
矿产资源在中国的法律解释
中国是一个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这些资源丰富而多样，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包括工业、建设和能源等。因此，对于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至关重要，以确保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
矿产资源是指存在于地下或地表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矿石、矿石集合体、矿体或矿产物。根据中国国家标准，矿产资源包括矿产（自然金属矿石、有色金属矿石、黑色金属矿石等）、非金属矿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以及能源矿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
中国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管理和保护矿产资源。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该法律规定了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勘查开发、保护和管理的原则和制度。
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国家对矿产资源实行保护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国有矿产资源由国务院所属国务院矿产资源管理部门统一管理。
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需要经过相关部门的批准和许可。在勘查开发过程中，必须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确保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和利用。
为了保护矿产资源，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对于特定的矿产资源实行采矿权出让制度，通过招标、竞争性协商等方式，将矿产资源的开发权出让给合格的企业。
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是确保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的重要手段。通过对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可以明确矿产资源的权益归属、勘查开发流程、保护和管理制度，以及矿产资源的合规性要求等。
矿产资源的权益归属是矿产资源法律解释的核心内容之一。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属于国家所有，但国家可以依法委托各级地方政府对矿产资源进行管理。
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流程包括勘查核准、探矿权登记、勘查开发、生产操场和矿山复垦等环节。在勘查开发过程中，需要依法进行环境评估，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环境的保护。
矿产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制度包括资源开发许可制度、采矿权出让制度、矿山安全管理制度和环境保护制度等。这些制度的实施可以保护矿产资源的合法权益，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开发。
矿产资源的合规性要求是指在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过程中需要遵守的法律法规和标准。例如，必须遵守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确保勘查开发过程中不对环境造成污染。
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对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至关重要。通过明确矿产资源的权益归属和勘查开发流程，建立健全的保护和管理制度，以及遵守合规性要求，可以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促进资源产业的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矿产资源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的一项战略资源，它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能源供应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对于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及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矿产资源包括矿物资源和能源资源。矿物资源是指自然界中存在的具有一定实用价值的矿产物质，如金、银、铜、铁等。而能源资源则是指能够产生能量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天然气、煤炭等。
为了保护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各国纷纷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往往涉及矿产资源的探矿权、矿产资源的取得与流转、矿山的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
矿产资源的探矿权是指国家授予特定主体对某一地区进行矿产资源勘探和评价的权利。各国在探矿权的管理上往往采取许可制度，即由政府对矿产资源探矿活动进行许可。
在矿产资源探矿权的法律解释中，通常会涉及到如何申请探矿权、探矿权的转让和终止等问题。此外，还需要明确探矿权的时限和范围，并规定探矿权人在探矿活动中应遵守的规定和标准。
矿产资源的取得与流转是指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移和交易的过程。对于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归属问题，各国存在不同的法律解释和制度安排。
有些国家采取国有制度，即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只能由国家依法进行开采和利用。而有些国家则允许私人拥有部分或全部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并允许私人进行矿产资源的开发和经营。
在矿产资源的流转过程中，各国也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规定了矿产资源交易的条件、程序和权限等。同时，为了防止矿产资源的非法流失和滥用，还设立了相应的监管机构，对矿产资源交易进行监督和管理。
矿山的安全与环境保护是矿产资源法律解释中的重要内容。矿山开采活动往往涉及到大量的工程施工和资源消耗，对环境造成一定的影响。
为了保护自然环境和人民身体健康，各国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矿山安全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通常包括了矿山开采前的环境影响评价、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矿山安全生产和职工权益保护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对矿山开采活动的严格管理和监督，以及对环境保护和职工权益的重视，可以有效防止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出现的事故和环境污染问题。
矿产资源的法律解释和管理是保护矿产资源、保障国家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各国应加强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的法律法规制定，并建立健全的监管机制。
通过加强矿产资源的探矿权管理、矿产资源的取得与流转监管以及矿山的安全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工作，可以有效提高矿产资源的开采效率，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同时，各国还应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全球矿产资源的挑战和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共同推动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
随着全球对资源的需求不断增加，新西兰作为一个富含矿产资源的国家备受关注。人们对于新西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充满期待，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考验。本文将探讨新西兰矿产资源的现状、挑战以及未来发展前景，希望能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些有益的信息。
新西兰地处环太平洋火山带，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主要包括金、铁矿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其中，金矿资源储量巨大，被誉为“黄金之国”。除此之外，新西兰还具有独特的硅砂、石英、滑石等非金属矿产资源，为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然而，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全球对可持续发展的追求，新西兰对矿产资源开发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环保法规日益完善，对矿产资源的开采进行了一系列严格监管，以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为首要任务。
然而，新西兰矿产资源的开发仍面临诸多挑战。首先，矿产资源的开采对环境造成的影响不可忽视。挖掘矿藏会导致土地破坏、水资源污染等问题，对周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因此急需寻求环保友好型的开采方式。
其次，矿产资源的开发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先进的采矿技术支持，这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小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如何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引进先进的技术，成为新西兰矿业发展亟需解决的问题。
此外，全球矿产市场的波动也给新西兰的矿产资源开发带来了不确定性。市场需求的变化、价格波动等因素都会影响新西兰矿业的发展，如何应对这些挑战，需要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共同努力。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但新西兰矿产资源仍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随着绿色矿业理念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新西兰可以通过技术创新、环保理念的引入等手段，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未来，新西兰矿业或将朝着多元化、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不仅局限于传统的矿产资源开采，还会注重矿业与科技、环保等领域的融合，实现绿色、智能化的矿业发展。
同时，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需要共同努力，建立健全的法规体系，加强合作，推动新西兰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环保理念等方面取得突破，新西兰矿产资源才能实现更好的开发利用和更长远的发展目标。
土耳其位于世界地理中心，一直以来都是一个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土耳其矿产资源多样且广泛，涵盖了金属矿物、工业矿物、贵重石等多个领域。这使得土耳其成为全球矿产行业的重要角色之一。
土耳其拥有丰富的金属矿产资源，其中包括铜、铅、锌、铬、锡等重要金属。土耳其的铜储量居世界前列，铅和锌也是其重要的矿产资源。此外，铬矿和锡矿的开采和出口在土耳其经济中也占据重要地位。
土耳其还是红宝石、蓝宝石和铬染料矿产的重要产地，这些贵重石和矿物在国际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因为土耳其地质条件的独特性，国内还储存有其他贵重金属矿产如黄铜、镉、汞等。
除了金属矿产，土耳其也富含众多的工业矿物资源。石灰石、大理石、花岗岩、安山岩等建筑材料是土耳其主要的矿产资源之一。其巨大的储量使土耳其成为全球建筑行业的重要供应国。此外，土耳其还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石墨、硼砂和膨润土等工业矿物也是其它重要矿产资源。
尽管土耳其已经取得了巨大的矿产储量，但其矿业潜力仍然庞大。土耳其政府在挖掘和开发矿产资源方面采取了积极的态度，并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投资者。土耳其矿产资源的开发有望为国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带来新机遇。
此外，土耳其政府还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矿业发展的政策，包括简化审批程序、提供税收优惠等。这些举措进一步增强了土耳其作为矿业投资热点的吸引力。
土耳其作为一个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国家，具有巨大的矿业潜力。金属矿产和工业矿物的丰富储量以及红宝石、蓝宝石等贵重石的独特生产条件，使得土耳其在全球矿业市场上崭露头角。
土耳其政府积极推动矿业发展，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期待土耳其矿业能够为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感谢您阅读本文，希望通过本文，您对土耳其的矿产资源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并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和潜力。
